杨建利首先谈到了他如何在去年陈光诚还没能顺利离开中国，自己在奥斯陆领人权奖时就答应论坛主办方陈光诚将受邀出席今年的第五届奥斯陆自由论坛。他也说明此次陈光诚获得英国议会威斯敏斯特人权奖的过程，以及英国籍欧盟委员会及傅希秋牧师的协助。杨建利并详细叙述了在何种机缘下运作、协助陈光诚今年六月前往台湾访问的过程。
另外，杨建利博士于今年5月11日获得2013年度哈佛肯尼迪学院校友成就奖。以下是他在受奖典礼中不忘为中国民主人权发声的演讲词，由段潮代为翻译成中文。
校友们，尊敬的来宾和亲爱的朋友们，
下午好。这是非常美好的一天！感谢你们授予我这个奖项。这不是对我个人的表彰，而是对為了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的人权和民主而吶喊的声音的认可，正如你们颁奖通告所讲，这种声音“必须得到认可并加以放大”。
我怀著深切的感激接受这个奖项。在六四屠杀的餘波之中，作為一名倖存者，我决心全身心投入中国的民主事业。当我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认识到自己知识匱乏，需要深入地学习民主的本质及其相关知识和实践。很幸运，我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录取了，它是我心目中学习这些知识的圣地，它执著於思想也致力於行动，它营造一种发人深省的氛围，促使人们拷问“我们能做什麼” ，以寻求解决这个时代最棘手问题的答案。
我非常感谢肯尼迪学院。它给我提供了绝佳的学习环境，但更重要的是，我在这裡结识了像Richard Zeckhauser教授和David King 教授这样博学、有智慧而又正直的老师，我所渴慕的个人品质在他们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这裡，我也认识了一些被同样的理想所激励的同学，例如Jared Genser，他今天已是一名杰出的国际人权律师，当我在中国坐牢的时候，他作為我在美国的律师為我争取自由。目前，Jared和我在為世界各地的良心犯争取自由的工作上密切合作，是人权工作的一对好搭档。
我在中国经受牢狱之灾的五年之中，超过百位哈佛大学的教授向中国领导人请愿，要求释放我。其中包括哈佛大学校长Larry Summers教授，肯尼迪学院的两任院长Joseph Nye教授和David Ellwood教授。后来我又得知，很多為了我的自由孜孜不倦工作的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的官员也是肯尼迪学院的校友。我从心底里感激你们。
今天，我怀著深深的谦卑接受这个奖项。我在这裡呼吸著瀰漫著这个伟大国度的自由空气。自由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优势，我在这裡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凭藉一己之力而為。我有能力做的那些事情，之所以做了，就是因為我站在了那些根本都没有机会享有这样的自由优势的同胞们的肩膀之上。
你看不见他们，但他们今天与我同在。在我左边是刘晓波，他是零八宪章等公民行动的主要推手，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这个时刻他正在狱中熬度中国政府判处的11年刑期；在我右边是王炳章，中国海外民运的创始人，被中国政府判处终身监禁，单独关押已长达11年之久。在我后面是赵常青、丁家喜、高智晟、哈达、努尔莫哈提•亚辛、刘贤斌、陈卫、杨天水、顿珠旺青、陈树庆、朱虞夫，谭作人… 这个名单还可以一直列下去。他们和平善良，是服务於社会的好公民、却被中国政府视為颠覆分子而被监禁。再后面，就是成千上万的普通中国百姓，他们每天用卑微的生命顽强地反抗著腐败不公、法治缺失、权贵肆虐横行的中国现实。今天，我怀著谦卑的心情為我的这些同胞接受这份荣誉。
这个成就奖促使我去审视我们到底取得了哪些成绩。平心而论，我们做了很多很多。但是这个成就奖提醒我们，我们尚没有成就目标，与其说它是奖赏不如说是鞭策，鞭策我们继续前行努力完成前面尚未完成的艰难路程。同时，我把这个奖项看作是世界范围的哈佛大家庭继续支持我们事业的信号。哈佛的校训是Veritas 即“真相”和“真理”。没有任何一所大学，特别是哈佛，应该对共產党统治下的中国的黑暗的真相视若不见避而不谈。我们必须為了人权和民主而并肩作战，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不是因為它们是看似美好的抽象概念，而是因為它们是实现文明社会和世界和平秩序的最坚实基础。
最后，我想与你们分享一位伟人的一段话：“任何行动计划都有风险和代价，无所事事纵然舒适，但它所带来的长期风险和代价比起行动要大得多。”这句话是肯尼迪所说的，这所伟大的学院也是由他的名字来命名的。
面对中国，我们今天在行动上的疑迟和懈怠越多，明天世界付出的代价就会越大。
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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