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 | 转3月4日it经理世界丁丁文章 在东京感受地震

在东京感受地震

汪丁丁

一个人刚刚出生甚至在母腹里的时候，如果缺乏安全感（母亲的心态很重要），那么，婴儿脑内可形成太高的血清素（serotonin）水平，也就是说，孩子长大以后，很容易紧张或常处于焦虑之中，也很容易将外界的任何信号理解为“威胁”并做出过激反应。现在想象一个民族，在两千年（大约六十几代人），始终处于“世界末日”的感受之中。这样的民族心理，在深层积累了多少的焦虑感？这些焦虑，都通过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表达出来。

集体无意识，始终是荣格心理学的核心概念，而且不容易被西方学术界承认，但东方人很容易接受这一概念，……尤其是，如果你喜欢“周易”或诸如此类的思想。我继续解释，荣格说，个体意识好像是露出在海面上的一个一个小岛，每一个小岛在海面下的部分，是个体无意识，而集体无意识就是连接全部小岛的海床。集体无意识通过梦境或在个体理性丧失警惕性的任何场合表现出来，因为，它犹如一位活了几千年的老人，它目睹无数灾难与幸运，故它完全知道你这样一个渺小的个体目前正在努力实现的任何目标是否能带来幸运或灾难，于是，只要你的理性允许它表达自己的意见，你肯定可以从中受益。这样解释了之后，我认为，你若仍不理解，就只能怪你自己了。

那么，日本人的集体无意识，如果充满了焦虑，可以怎样影响日本人的行为？我想象的第一种可能是：日本的集体无意识老人，目睹了两千年的地震与火山，或诸如此类的灾难，早已通过个体的梦境或醉酒状态无数次地表达过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或许就是日本几位著名作家写过的：“活着”，这就是一切，此外的任何个体意义，对集体无意识而言都没有意义。换句话说，日本人也许是最早的“后现代人”，用我喜爱的海勒女士的比喻：这里不再有神或上帝或任何救世主，这里的大厅，永远空着一张椅子，——这是我在“研究班”（workshop）里引述的Agnes Heller在《现代性理论》里描写的后现代人的生存状况，——海勒继续说：就让这张椅子空着，提醒每一名来客这里不再有神。这当然需要勇气，继续生活的勇气。

我讨厌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我反复引述克里希那穆提的那句名言（在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地方没有智慧）。虽然，我的外公，因地下活动，在北平被日本宪兵活埋，我舅舅那时十几岁，被宪兵捆绑，目睹了这一场景。凡有可能，我希望超越任何这类情绪，我希望心灵不再受到这类情绪的困扰。

民主生活，前提是宽容。其实，任何个体要获得“智慧”，前提也是宽容。白鲁恂（Lucian Pye，1921 – 2008）指出，中国历史满是不宽容的行为，尤其对政治反对派，太残酷，动辄灭门。孔子显然不喜欢我们的这一残酷政治的传统，因为“兴灭国”是他的理想之一。我们的网络言论，同样充满着不宽容或某种意义的残酷情感（鲁迅：“一个也不宽恕”）。文明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持续深入的情感交往而不是无法摆脱的残酷情感。

日本的政客，正在表演的这几位，似乎违反了日本“集体无意识”老人的提醒。我在东京近距离观察的印象，日本普通人保持着常识，或他们的集体无意识老人建议的那种生活态度：认真地活在当下，不预期有光明的未来，让以往由神占有的那张椅子永远空着，就那样空着。作为对比，中国所处的亚洲大陆板块，如李四光所说，始终被太平洋底推挤着上升（所谓“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也就是说，这位老人（集体无意识）从来没有“日本列岛之沉没”那样的世界末日感。一个人，从小到大，始终很安全，过于安全，那么，在荷尔蒙“铁三角”里面，血清素（紧张感）的基础水平就会非常低，于是很少压抑另外两种激素的水平，也就是说，多巴胺（Dopamine，与快乐感正相关）和催产素（oxytocin，与仁爱感正相关）很容易激活（给点儿阳光就灿烂）。不难想象，我们这位活了至少五千年的集体无意识老人，最可能提醒我们的是：不要拿现在的任何人与事当真，王朝更迭多少次了？中国人还活着而且快乐。地球少了谁或多了谁，都如以往那样正常运转，一丝一毫也不会改变。所以在中国社会最难有的就是“认真”，最容易有的就是“免费搭车”。于是“民主”毫无成功的希望，因为民主的天敌就是“免费搭车”的行为，参与人数越多，此类行为越多，从而集体行动失败的概率越大。最后仍在行动的是几位狂人，由鲁迅作“狂人日记”留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