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想到斯密的公正旁观者假说以及斯密继承的斯多噶学派世界公民观念。不论如何，康德与斯密的思想联系，我已讨论过一次。以上，我们浏览了阿伦特文本里出现的全部15次“社群感”的相关论述。
阿伦特关于康德政治哲学的讲义，编辑是Ronald Beiner（白纳）。他是牛津大学培养的博士，现在是多伦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专研“政治判断”，晚近作品是2001年发表的《判断，想象，政治》。与这里的议题相关，白纳教授1992年发表的著作《自由主义怎么了？》（Ronald Beiner，1992，What's the Matter with Liberalis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对阿伦特晚年《心智人生》“判断”篇做了一番评论。他指出：在这部著作里，阿伦特将判断力当做一种心智能力来考察，但实际上她提出的是一种关于历史判断的理论。她批评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因为他们都相信并试图描绘人类发展的线性进步图景。她自己主张的，是一种依赖于历史判断者——“the judging spectator”的独立思考的历史观，故而，是一种历史判断理论。
有趣的是，在白纳的解释里（即阿伦特康德政治哲学讲义的第二部分），他引用的康德观点，主要源于英译本（不是阿伦特和玛丽的英译）。例如，我上面讲解的阿伦特转述康德关于“社群感”的定义，阿伦特的英译是“a sense of community”（社群感），而白纳的英译是“a public sense”（公共感）。这样的对比告诉我们，白纳理解的康德社群感，含有更强烈的政治诉求。这一理解也适用于阿伦特，尤其是她的《人类境况》关于“政治”的定义——“Vita Activa”（生命行动）。白纳指出，阿伦特最初或许只考虑判断在政治行动中的作用，但写至第三卷，她很可能意识到“政治判断”涉及的道德涵义，以及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冲突问题。于是，根据白纳的理解，阿伦特越来越倾向于将判断归入“静思”而不是“行动”。只不过，静思的时候，政治判断者是以世界公民的身份在思考，他必须退出政治行动，否则就不能反思。对于政治判断，白纳引述阿伦特“理解与政治”的学说：理解的结果是提供意义——为行动提供意义。当我们面对极权恐怖时，我们停止理解，从而我们无意义。在极权统治下，人们丧失了思想能力。理解的危机，等价于判断的危机——我们在极权统治下丧失了判断力，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良知消失”。当然，目前的政治局势并非“极权”，目前的良知“消失”，主要源自另一方面，即商业利益与权势勾结导致普遍腐败——良知被遮蔽。
中国人现在面对的问题，首先与导致了目前状况的历史密切相关——这段历史是极权的历史，致使中国人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丧失了判断力。其次，这段历史在极短时期内衔接了一段新的历史，即商业利益与权力之间的勾结以及由此而生的普遍腐败。原本没有判断力的中国人，很容易接受并追逐这种普遍的腐败。这种情形难以为继，因为这样的人类生活是毫无意义的。所以，迟早会有足够多的中国人意识到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那时，他们将参与政治——阿伦特理解的政治——“生命行动”。因为，一个人只能从社群行动中获得更高级的人性，那时，个体生命才有意义。第三，中国人现在面对的问题是，在常识丢失或被遮蔽之后，怎样找回常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不再能直观地基于常识。那么，当一个孩子问我们何为常识的时候，我们怎样回答呢？我们的“社群感”在哪里呢？这些问题，是中国人目前必须求解而且挥之不去的问题。
伽达默尔对“常识”的阐释，和阿伦特的阐释，源于同样的思想传统。但伽达默尔的阐释更全面，从欧陆传统扩展到英美传统，例如休谟和斯密，但最终偏重于美学。阿伦特的阐释偏重于政治哲学，她理解的社群感，主要与“生命行动”有关，是一种政治判断或历史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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