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经济学博士，偶然地，是在夏威夷。首先由于地理位置，其次由于“冷战”时代两大阵营在对抗之外对话的需要，美国国会在檀香山设立“东西方中心”。瓦胡岛（夏威夷群岛的首府）相邻的两城，檀香山与珍珠港，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心与太平洋舰队，以典型的美国方式并存。不论如何，上世纪80年代夏威夷的书店，尤其是那些旧书店，是我读书之余流连忘返的场所。那里的书，来自各种文化，与夏威夷的人口构成十分相似。没有“多数”族裔，没有“主流”文化。发展中国家的留美学生在书店里对待新书的行为方式，典型地，称为“站读”。数以百计的周末，我在阿拉莫瓦纳商场的檀香山书店站读。对待旧书，尤其“孤本”，站读之余，有必要购买。我买了许多旧书。其中，命相之书占很大比例。
命相术，常见的有几十种，从饮茶之后观察茶叶在杯内的分布状态，到塔罗牌和星相学。这些相术，大多未能通过我的“跨文化检验”。任一项命相原理，在任一文化之内传承至今，固然有理可循。我的问题是：这些最流行的命相原理，哪些原理具有跨文化的有效性？
我这一番研究得到的结论是，或许，最具有跨文化普适性的命相学，是“手相学”。不过，这里的“或许”实在很关键。因为，上世纪80年代我浏览的手相学历史，是用英文写的，其中介绍中国手相学历史的部分，未必可靠。我的跨文化检验，假设这部分历史可靠。
未能通过跨文化检验的相术，最流行的是“相面术”。社会心理学实验，常用“标准脸谱”。如果被试者来自不同文化，他们对同一张标准的微笑面孔的意图的猜测，可以南辕北辙。绝大多数美国被试者认为是“真诚友善”的微笑面孔，被相当多中国被试者认为“心怀叵测”。当代社会心理学的脑科学研究报告显示，跨文化普适性最强的基本表情，似乎只有四种：喜、怒、悲伤和恐惧。在大多数文化里，能够辨识的表情（有名称的）常有几十种。
表情尚且如此，何况面相。在某一文化传统里普遍被认为面善的，在另一文化传统里或许普遍被认为面恶。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的最后一部分，转而叙述世界各地千差万别的伦理规范。分食族人尸体，在某些部落是继承族人精神的重要仪式，但在另一些部落则被视为大逆不道。也有跨文化通例，某人鼻梁中间有一凹陷或凸起，中外许多相面术者指出，在相应的年龄，此人很可能遭遇坎坷甚至灾难性事件。特例与通例，孰轻孰重，我们在考察命相术的体系时，需要格外认真地权衡。我的权衡，将星象学也列于不具有跨文化普适性的命相术清单。
命相学，关于一个人的过去和未来之命途的判断，我相信，与特定社会的伦理传统密切相关。人之初，有个性与群性。钱穆指出，兼具个性与群性，这是人类之“类性”。人类之个体具备群性，究其理由，在行为经济学视角下，是因为要“合作”。斯密《国富论》最重要的贡献，坎南指出，是讲述了一个“劳动的分工与协调”的故事。根据斯密的考察，哪怕最简单的商品，借助最简单的劳动分工和分工的协调，也可使劳动生产率提升数百倍。经济学家自然要问，那么，分工及协调的规模是否有均衡状态？抑或无限制地扩展？有鉴于此，杨格1928年就任英国经济学会主席时发表演说，标题是“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接续这一主题，贝克尔和墨菲在1992年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的著名文章，标题是“劳动分工，协调成本与知识”。并且，芝加哥学派经济学的当代领袖卢卡斯在2009年发表于《经济学》杂志卷首的文章，标题是“观念与增长”。
回到我们的主题，在特定社会文化传统之内，个人的命途，与他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人群的合作密切相关。也是2009年以来，MIT的萨克斯（R. Saxe）领导的脑科学小组连续发布的研究报告，引起诸如时代周刊和纽约时报这类大众媒体的关注。她的研究表明，人类认知与社会情感的最原始进步，是参与合作的个体形成的关于欺骗行为的预测能力。她发现了这一能力的关键脑区，在大脑皮层右侧颞叶与顶叶的交汇处，大约只有一枚硬币的面积。如果这一脑区在个体发育的某一“时间窗口”不能被激活，则此一个体将受到“自闭症”的困扰。
命相学关于“善”的那些命题，可视为卡尔·波普所谓“普遍主义陈述”。凡具有统计显著性的，我推测，多数都是有利于人类合作的。而合作的方式，在不同社会文化传统里可以有差异。手相学命题，或许，有最显著的跨文化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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