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最近中国发生的好些事情，让我生出要写这篇博文的念头。
*何谓 “平庸之恶”？*
独裁之罪于中国人来说已经不陌生，除了对毛泽东的看法不一致之外，大都知道希特勒、斯大林、卡扎菲、金正日这类独裁者的罪恶。独裁之恶在生活中也很好辨识，最近摄影记者杜斌被北京警方以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抓捕就是一个例证。了解杜斌作品的人都知道，官方是对杜斌近年来的作品不满。从第一本《上访者：中国以法治国下幸存的活化石》，到《上海骷髅地》、《天安门屠杀》，以及最近披露马三家劳教所黑幕的《阴道昏迷》，其作品一本比一本更直接地揭露了中共统治这千年盛世下的黑暗阴影。当民主国家的人民视出版自由、言论自由为天然权利之时，中国人还得为自己批评社会黑暗及政治入狱，被专制机器肆意碾压，这是典型的独裁之罪。
但中国人总体上对平庸之恶少有深刻的拷问。传统文化的“法不责众”到现在已经堕落成攀比谁更坏，人们彻底丧失了道德罗盘，“底层神圣论”的民粹情结演化成了对知识分子的恶语相向，更是让这类拷问难以进行。
所谓“平庸之恶”，源自汉娜·阿伦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意指缺乏思考与是非判断能力之人，对权力会象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纳粹的大屠杀就是独裁之罪与平庸之恶相结合的产物。
阿伦特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历史上的大恶很普遍，而纳粹的大屠杀是特殊的现象，它不是由狂热者或反社会者所执行，而是由那些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常的普通人所为。她通过分析普通人阿道夫·艾希曼在屠杀犹太人过程中的行为，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当极权主义运动降临的时候，所有的人实际上都在有意无意地推波助澜。艾希曼曾在大屠杀中签发了数万份处死犹太人的命令，正是这些命令，使上百万无辜的犹太人惨死在集中营、毒气室、焚尸炉里。阿伦特强调，艾希曼不是那种献身于邪恶的罪犯，而是一个缺乏思考，不具有判别正邪能力的人，“艾希曼既不阴险奸诈，也不凶横，……恐怕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没有其他任何动机。这种热心的程度本身也绝不是犯罪，……却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这就是平庸……这种脱离现实与无思想，即可发挥潜伏在人类中所有的恶的本能，表现出其巨大的能量。”
中共统治的历史与现状，都在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反右”、“文革”以及各种群众运动均是独裁之罪与平庸之恶相结合的产物。如果将“恐怕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当中的“自己的晋升”改成“如何多挣些钱”，就可以用之于分析今天的“五毛”大军，以及为了钱而不惜充当国保、拆迁队打手的中国人头上。
* “独裁之罪”与“平庸之恶”相辅相成*
如果把今天中国的现状比作一块硬币，很多人都承认硬币的一面：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是造成所有社会矛盾的总根源，但却不愿意面对硬币的另一面：平庸之恶构成了一党专制的社会（心理）基础。
最近叶海燕与艾晓明的遭遇很能说明中国人的平庸之恶。叶海燕因为抗议海南万宁小学校长性侵女童案，很离奇地被十余位男男女女打上门来骚扰，警方不但不追究骚扰者滋事之罪，反而将叶海燕拘留了13天。叶被释放回家，立刻又有近百当地人聚集发动“驱叶运动”，要求“叶海燕滚出博白，还博白安定”的横幅。
这两拨人都属于社会底层，第一起参与骚扰的人自称是叶揭露“十元店”影响生意的受害老鸨等，第二起参加驱叶的人打出的横幅，书写着用官方用语表达的官方愿望。据说当地政府不希望叶海燕留在当地，用这种制造出来的“民意”给叶施加压力。参与者对为何参与可能都不甚了了，大概是冲着政府赏赐的低报酬而去——如同薄熙来的唱红歌席卷中国之时，参与一次可领报酬50元。
以上是底层人士的“平庸之恶”，叶艾事件引发的另外一个层面的争论，则体现了其他阶层的平庸之恶。叶海燕“找我开房”的抗议确实带有利用自己性工作经历的恶搞特点，艾晓明女士大概是想说明叶的性工作经历不影响其抗议的正当性，干脆脱衣抗议以示支持。从我个人来看，未必觉得这是最佳的抗议方式，但我知道她们抗议的正当性，必须支持。我也相信不少人可能是出于与我同样的想法。但不少貌似衣冠楚楚者却有意忽视她们的非传统抗议方式是为了捍卫中国女童的权益与尊严，一味纠缠于叶曾经的性工作者身份与艾女士的非传统抗议方式。表面上看来，他们似乎是不接受有性工作经历的叶女士因“从事公益事业而成名”，认为艾晓明女士作为教授，为人师表不应该脱衣，但实际上也是在用另一种平庸之恶谋杀社会良知。
*斯诺登事件在中国导出“动物庄园之歌”*
独裁之罪与平庸之恶最近在中国合奏了一曲“动物庄园之歌”。美国人斯诺登不喜欢美国的政治制度，为了“从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寻求庇护”，选择了北京管辖下的香港作为避难之地。他指称美国政府正在建造一庞大的监视机器摧毁隐私，也是攻击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最大黑客。这一消息在中美两国引起不同反响。
美国人表现了自己的独立思考精神，他们很快从惊讶中平静下来。《华盛顿邮报》最初两天那些情绪激昂的记者文章没能引导他们。不少美国人在博客上撰写文章，重新探讨个人自由、公民隐私与国家安全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更多的美国人重新阅读《1984》，以比较美国现状与“大洋国”的异同。这种讨论我来美国已经历过好几次，例如911事件、占领华尔街运动都有过类似讨论。
美国这边一旦发生大事，在中国几乎都会成了官方媒体的狂欢节，这次也不例外。《环球时报》领唱的官方媒体认为斯诺登事件戳穿了美国的自由民主外衣，证明了美国也与中国一样，对本国公民实行全方位的监视。这一“独裁之罪”与“平庸之恶”共同弹奏的“动物庄园之歌”成了这样：既然美国也实施监控，那就证明我们中国的监控是对的。美国没有资格呼唤互联网自由。美国人前来投奔中国香港，说明美国的政治迫害也很严重。“五毛”与盲从者得出结论：天下乌鸦一般黑，美国实行双重标准，高唱的自由民主是虚伪的，因此，所谓民主自由不值得追求。这正是北京最想引导出来的结论。不少平常以“民主人士”自居者也加入了这场大合唱。
在狂欢中，所有加入合唱的人，都懒得去思考美国的棱镜计划与中国的金盾工程二者有本质区别：棱镜计划的目的在于反恐，是为本国的公共安全服务，其法律依据是911之后经过国会批准的《爱国者法案》；中国的金盾工程目的在于防范一切批评政府的声音，目的是为了中共政权的稳定，中国政府也从未告诉过人民，他们依据哪条法律对言论实行监控。五毛与盲从者也懒得思考，美国实施网络监控至今已逾十余年，从未出现过一起政治迫害事件，中国的网络监控却已导致不少批评者陷狱。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秘鲁作家略萨曾说过：“一个独裁的政府，把整个社会都给污染了、毁了。哪怕政治无关的东西，哪怕家庭生活，哪怕爱情，都被它污染了。你的职业生涯因为和腐败的政治相关，你不管是不是愿意，为了生存，都必须在道德上作一些让步。”
“独裁之罪”与“平庸之恶”相互为用，中共的黑暗统治能够延续至今，中国的环境污染如此严重，与中国人不肯面对的“平庸之恶”均有莫大关系。
最近中国发生的好些事情，让我生出要写这篇博文的念头。
*何谓 “平庸之恶”？*
独裁之罪于中国人来说已经不陌生，除了对毛泽东的看法不一致之外，大都知道希特勒、斯大林、卡扎菲、金正日这类独裁者的罪恶。独裁之恶在生活中也很好辨识，最近摄影记者杜斌被北京警方以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抓捕就是一个例证。了解杜斌作品的人都知道，官方是对杜斌近年来的作品不满。从第一本《上访者：中国以法治国下幸存的活化石》，到《上海骷髅地》、《天安门屠杀》，以及最近披露马三家劳教所黑幕的《阴道昏迷》，其作品一本比一本更直接地揭露了中共统治这千年盛世下的黑暗阴影。当民主国家的人民视出版自由、言论自由为天然权利之时，中国人还得为自己批评社会黑暗及政治入狱，被专制机器肆意碾压，这是典型的独裁之罪。
但中国人总体上对平庸之恶少有深刻的拷问。传统文化的“法不责众”到现在已经堕落成攀比谁更坏，人们彻底丧失了道德罗盘，“底层神圣论”的民粹情结演化成了对知识分子的恶语相向，更是让这类拷问难以进行。
所谓“平庸之恶”，源自汉娜·阿伦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意指缺乏思考与是非判断能力之人，对权力会象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和不负责任，纳粹的大屠杀就是独裁之罪与平庸之恶相结合的产物。
阿伦特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历史上的大恶很普遍，而纳粹的大屠杀是特殊的现象，它不是由狂热者或反社会者所执行，而是由那些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常的普通人所为。她通过分析普通人阿道夫·艾希曼在屠杀犹太人过程中的行为，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当极权主义运动降临的时候，所有的人实际上都在有意无意地推波助澜。艾希曼曾在大屠杀中签发了数万份处死犹太人的命令，正是这些命令，使上百万无辜的犹太人惨死在集中营、毒气室、焚尸炉里。阿伦特强调，艾希曼不是那种献身于邪恶的罪犯，而是一个缺乏思考，不具有判别正邪能力的人，“艾希曼既不阴险奸诈，也不凶横，……恐怕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没有其他任何动机。这种热心的程度本身也绝不是犯罪，……却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这就是平庸……这种脱离现实与无思想，即可发挥潜伏在人类中所有的恶的本能，表现出其巨大的能量。”
中共统治的历史与现状，都在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反右”、“文革”以及各种群众运动均是独裁之罪与平庸之恶相结合的产物。如果将“恐怕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当中的“自己的晋升”改成“如何多挣些钱”，就可以用之于分析今天的“五毛”大军，以及为了钱而不惜充当国保、拆迁队打手的中国人头上。
* “独裁之罪”与“平庸之恶”相辅相成*
如果把今天中国的现状比作一块硬币，很多人都承认硬币的一面：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是造成所有社会矛盾的总根源，但却不愿意面对硬币的另一面：平庸之恶构成了一党专制的社会（心理）基础。
最近叶海燕与艾晓明的遭遇很能说明中国人的平庸之恶。叶海燕因为抗议海南万宁小学校长性侵女童案，很离奇地被十余位男男女女打上门来骚扰，警方不但不追究骚扰者滋事之罪，反而将叶海燕拘留了13天。叶被释放回家，立刻又有近百当地人聚集发动“驱叶运动”，要求“叶海燕滚出博白，还博白安定”的横幅。
这两拨人都属于社会底层，第一起参与骚扰的人自称是叶揭露“十元店”影响生意的受害老鸨等，第二起参加驱叶的人打出的横幅，书写着用官方用语表达的官方愿望。据说当地政府不希望叶海燕留在当地，用这种制造出来的“民意”给叶施加压力。参与者对为何参与可能都不甚了了，大概是冲着政府赏赐的低报酬而去——如同薄熙来的唱红歌席卷中国之时，参与一次可领报酬50元。
以上是底层人士的“平庸之恶”，叶艾事件引发的另外一个层面的争论，则体现了其他阶层的平庸之恶。叶海燕“找我开房”的抗议确实带有利用自己性工作经历的恶搞特点，艾晓明女士大概是想说明叶的性工作经历不影响其抗议的正当性，干脆脱衣抗议以示支持。从我个人来看，未必觉得这是最佳的抗议方式，但我知道她们抗议的正当性，必须支持。我也相信不少人可能是出于与我同样的想法。但不少貌似衣冠楚楚者却有意忽视她们的非传统抗议方式是为了捍卫中国女童的权益与尊严，一味纠缠于叶曾经的性工作者身份与艾女士的非传统抗议方式。表面上看来，他们似乎是不接受有性工作经历的叶女士因“从事公益事业而成名”，认为艾晓明女士作为教授，为人师表不应该脱衣，但实际上也是在用另一种平庸之恶谋杀社会良知。
*斯诺登事件在中国导出“动物庄园之歌”*
独裁之罪与平庸之恶最近在中国合奏了一曲“动物庄园之歌”。美国人斯诺登不喜欢美国的政治制度，为了“从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寻求庇护”，选择了北京管辖下的香港作为避难之地。他指称美国政府正在建造一庞大的监视机器摧毁隐私，也是攻击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最大黑客。这一消息在中美两国引起不同反响。
美国人表现了自己的独立思考精神，他们很快从惊讶中平静下来。《华盛顿邮报》最初两天那些情绪激昂的记者文章没能引导他们。不少美国人在博客上撰写文章，重新探讨个人自由、公民隐私与国家安全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更多的美国人重新阅读《1984》，以比较美国现状与“大洋国”的异同。这种讨论我来美国已经历过好几次，例如911事件、占领华尔街运动都有过类似讨论。
美国这边一旦发生大事，在中国几乎都会成了官方媒体的狂欢节，这次也不例外。《环球时报》领唱的官方媒体认为斯诺登事件戳穿了美国的自由民主外衣，证明了美国也与中国一样，对本国公民实行全方位的监视。这一“独裁之罪”与“平庸之恶”共同弹奏的“动物庄园之歌”成了这样：既然美国也实施监控，那就证明我们中国的监控是对的。美国没有资格呼唤互联网自由。美国人前来投奔中国香港，说明美国的政治迫害也很严重。“五毛”与盲从者得出结论：天下乌鸦一般黑，美国实行双重标准，高唱的自由民主是虚伪的，因此，所谓民主自由不值得追求。这正是北京最想引导出来的结论。不少平常以“民主人士”自居者也加入了这场大合唱。
在狂欢中，所有加入合唱的人，都懒得去思考美国的棱镜计划与中国的金盾工程二者有本质区别：棱镜计划的目的在于反恐，是为本国的公共安全服务，其法律依据是911之后经过国会批准的《爱国者法案》；中国的金盾工程目的在于防范一切批评政府的声音，目的是为了中共政权的稳定，中国政府也从未告诉过人民，他们依据哪条法律对言论实行监控。五毛与盲从者也懒得思考，美国实施网络监控至今已逾十余年，从未出现过一起政治迫害事件，中国的网络监控却已导致不少批评者陷狱。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秘鲁作家略萨曾说过：“一个独裁的政府，把整个社会都给污染了、毁了。哪怕政治无关的东西，哪怕家庭生活，哪怕爱情，都被它污染了。你的职业生涯因为和腐败的政治相关，你不管是不是愿意，为了生存，都必须在道德上作一些让步。”
“独裁之罪”与“平庸之恶”相互为用，中共的黑暗统治能够延续至今，中国的环境污染如此严重，与中国人不肯面对的“平庸之恶”均有莫大关系。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