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其实是不存在的。如果说有中国模式的话，就有两个，不是一个。这两个所谓中国模式，历史上我们都见过，所以不是什么新的中国模式。从改革开放到1994年、1995年，大概是分税制开始，所以：第一个是亚当·斯密模式，经济领域讲叫邓小平模式。第二个模式是1994年、1995年后的东亚模式，或者凯恩斯模式，大政府模式。
中国政府津津乐道的中国模式是强政府，那是过去十几年间的事情，不是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改革开放前十五年国退民进，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少，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财政收入占GDP比例，1978年开始改革时，财政收入占GDP30%。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府所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少，这是国退民进，把资源配置的任务交给了市场，开放了民营经济，所以政府越来越小，小政府模式。国退的过程中，民进，市场往前进。所以中国经济改革取得效力上的改进主要来自于新体制下资源的自由流动和重新配置。
重新配置值得提的有两点：一是从农业转移配置到工商业，大家知道工商业的效率比农业高很多，所以获得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二是从国有部门向民营部门配置。我们也知道民营部门的效率远远高于国有部门。今天国有企业之所以还赚钱，那是因为有政府给它特殊政策，有政府给它保市场。改革开放把计划体制打破，资源在市场价格信号的指导下进行配置，效率大幅度提高。这是亚当·斯密模式，不是中国模式。经济学第一本著作是亚当·斯密写的，早就指出了市场为什么有效率。
1995、1996年后形势发生逆转，政府手中的资源越来越多，到了2011年，各级政府政府的收入，这里包括了卖地收入，但不是政府的全部收入，有预算内、卖地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费、基金。到2011年我们看到右边，政府手中所掌握的资源已经回到计划经济时代，重新回到30%。所以从这个低谷再往上走是另外一个中国模式，即现在津津乐道的所谓大政府、强政府中国模式。这个模式东亚国家曾经执行过，东亚国家在战后经济起飞时曾执行过，被历史证明是失败的。
看看今天的日本就知道东亚模式到最后是什么情况。到最后经济增长乏力，因为来自于草根、来自于资源重新配置的效力没有了，来自于企业基层的创业激情没有了，完全靠政府加大投入，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一个叫财政，一个叫货币），利用这些资源拉动经济的增长，结果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大，效率越来越低。到今天东亚模式也走不下去了，走不下去是因为在财政上、货币政策上碰到了迈不过去的坎，再这样搞下去有可能资产泡沫。日本就是如此，如果我们是中等收入陷阱的话，日本今天是高收入陷阱，整个经济缺乏创新能力，不能提高效力，还靠央行保持零利率，日本政府没有办法了，因为政府没钱了，这两个都不是什么新模式，历史上都有。
改革方案有的是，主要在于是否愿意做
我觉得改革方案有的是，主要在于是否愿意做。你说国企改革，首先要把国资委搞清楚，国资委到底是政府的一个衙门还是确实为人民股东的代表。我们现在看到的国资委是一个衙门，按照衙门的方式管央企，民意上都是央企、国企的股东，实际上什么都不是，既没有发言权也没有分红权，全都是衙门内部决定，这叫什么国企？
国有部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其实你要想做明天就可以做，但老说条件不成熟，什么条件不成熟却不说，就说不成熟。明天可以做什么？所有国企可以经营的民企通通可以经营，石油、石化、电讯为什么民企不能做？因为一打开，市场竞争进去，新的格局就形成了，不需要设计。现在老说顶层设计，让顶层设计的方案通通是为了巩固官僚制、权力。顶层需要放开，不要老下封杀令就行了，打开，市场竞争进去，新气象、新格局、新结构就出来了。搞制度改革和创新，别忘了制度不是官僚在办公室设计出来的，在办公室设计出来的都是为了巩固权力和寻租空间。我们可以在历史上看到很多制度是在市场实践中产生出来的，顶层设计什么？放开就行了。
（发表于中国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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