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李悔之：十个最腐败国家九个多党制能说明什么？

　　最近一个多月，国内几家极是显赫的主旋律媒体重要版面上，相继刊出戴立言先生《论政党制度与反腐败》、《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吗? 》等七篇畅谈政党制度与反腐败关系的文章。认真拜读之后，如鲠在喉，遂有此文。

　　戴立言先生无疑是一位罕见的辩证唯物主义雄辩家。在七篇雄文中，他游刃有余地运用经典马列辩证法，逐一批驳社会上广泛流行的“领导干部大多数都是贪官”、“中国腐败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只有实行多党制才可能达到廉洁”等极是错误或反动的观点。之后，列举了这些年取得的一系列反腐辉煌业绩，并作出这样的伟大结论：“多党轮流执政照样腐败,一党长期执政也可达到清廉”、“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最有利于解决腐败易发多发的问题！”前提是：“我们党需要时间。”

　　有人曾赞扬伟人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在下看来，戴立言先生“我们党需要时间”这句，乃“字字是真理，一字顶一万句！”

　　年轻时学写文章，老师这样告诉大家：文眼如画龙点睛之笔。一篇文章有了一处文眼就有了神韵，有了两处就有了深度，有了三处就如烈焰奔腾、龙腾虎跃……而戴立言七篇雄文中，“文眼”数不胜数。因而文章更具翻江倒海、飞沙走石之势。其中“我们党需要时间”则是最光彩夺目的一处画龙点睛之笔。是文眼中的文眼。

　　总之，在戴立言先生眼中，当今中国反腐成绩是辉煌灿烂的，反腐前景是光明无比的。只要给党时间，中华民族的未来也是洒满鲜花与阳光的！

　　戴立言先生的“三个自信”更令人肃然起敬——虽然当今中国的反腐伟业总是不断重复这个规律：二奶、色情、小偷牵引——微博曝光——网络舆情鼎沸——中南海批示——纪委介入——检察院、法院立案。然而在《反腐倡廉与制度建设》系列文章中，戴先生反复强调反腐战线取得的一宗宗伟大成果，并极是自豪地向世人郑重宣告：

　　“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没有哪一个党、哪一个政府像我们党和政府这样，如此深刻清醒地认识到抓好反腐败斗争对于防止亡党亡国、争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如此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坚忍不拔地抓好反腐败斗争。”

　　没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绝对说不出这一番豪言壮语的！

　　为了让读者信服上述豪言壮语，天才的作者在《坚定不移地建设廉洁政治》一文中，引用了“透明国际”对中国的赞誉：“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政府领导人反腐败的决心都是首屈一指的，这同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在反腐败方面的消极、无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之后，戴先生仍感不给力，在《反腐倡廉的成效有目共睹》一文中，还引用了一句出处不明的话：“国际反腐败专家积极评价，认为‘中国的反腐败成绩是足以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温饱问题、极大地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

　　鄙人注意到：近几年一些平素最憎崇洋媚外的主旋律同志撰写反腐败文章之时，总是津津乐道地引用“国际反腐专家”关于“中国的反腐败成绩是足以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温饱问题、极大地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的话。怀着好奇心百度N次，却无法找到这位“国际反腐专家”尊姓大名，何时说过这句话。于是放出搜狐，仍踪影难觅；派搜狗上阵，亦无功而返。最后登门请教搜索引擎祖师谷歌，结果仍是崔健的歌——一无所有！

　　为了避免更大尴尬，还是言归正传吧——

　　正值亿万国人为无所不在、怵目惊心的权力腐败忧心如焚；太多党内良心人士疾呼：“愈演愈烈腐败之风不刹，必将亡党亡国”之际，戴先生却用种种雄辩的理论和事实告诉人们：中国腐败问题确实严重，但远不是太多人想象的那样糟糕透顶；在政府的英明领导下，中国政府的反腐伟业取得了与养活了十三亿中国人一样的辉煌成绩。……

　　看来，国人真不该有啥忧虑，有啥怨言，而是应当充分感恩了。

　　“坏事变好事”的伟大辩证法再奏神奇效果。

　　戴立言先生的雄辩才华不服不行！

　　同样令人叹服的是：戴立言在作出一个个伟大结论之前，总要首先强调：“我们通过认真研究认为……”或“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和研究认为……”以证明论证的高度严谨性、客观性和科学性。

　　“我们”的论证果真“经过认真研究”，或“经过仔细分析和研究”了吗？下面，笔者将对戴立言系列文章中几个代表性观点进行推敲一番。

　　一、“领导干部大多数是贪官”一说是否具有“真实性”和“科学性”？

　　在《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吗? 》一文中，戴立言先生用自问自答的语式开篇：

　　社会上、网络上,经常有人这样调侃:现在的领导干部,全抓起来有冤枉的,排成队隔一个抓一个有漏网的。那就是说:领导干部大多数都是贪官。党员干部队伍真是腐败到这步田地了吗?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和研究认为,这种观点更多的是人们对腐败易发多发的一种“吐槽”,是网络情绪的一种宣泄,既不具有真实性,也不具有科学性。

　　不具有“真实性”和“科学性”的主要根据是什么？戴先生这样告诉大家：

　　“2012年,全国纪检监察机 关通过查处案件共处分约16.1万名党员领导干部,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安全责任事故、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和失职渎职等问题被处理。贪污贿赂类案件处分30315人,仅占同期受处分人数的18.9%,如果把这一数字与全国共产党员总数、领导干部总数相比,比例甚低。”

　　在对戴立言上述观点推敲之前，很有必要明确一下“贪官”的概念：从法律角度而言，官员利用公权力牟取私利的行为被揭露，并最终确认为事实之后，才是“贪官”；当官员的贪腐行为还达不到法律容忍的极限，只是“贪行”。或曰“亚腐败”；行为超过法律容忍极限却没有暴露的，是为“隐蔽性腐败”。

　　更多“国际反腐专家”告诉人们：腐败活动、腐败主体、腐败所得的隐蔽性，导致贪腐官员落网的难度极大，因而，古今中外，能被曝光并最终绳之以法的权力腐败历来是冰山一角。而非民主体制权力运行的高度封闭性、隐蔽性、复杂性（“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关系网），导致权力腐败更难易于“捉贼捉赃”。

　　当今中国，贪腐官员落网难度极大之原因，除了非民主体制权力运行的封闭性和隐蔽性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权力来源的特色性——在“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上级重用”潜规则下，中国官场早已形成一个个综错复杂、根深蒂固的上下级利害关系网。“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是当今官场“荣辱观”的现实写照。

　　试举几个案例：

　　案一、2005年，受贿2385余万元的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案发后，涉案官员达260多人。绥化市50%以上的处级干部都有牵连。马前书记被审讯时为此很不服气：“绥化买官卖官又不是从我马德开始的，我才来绥化多长时间，我所知道的从我前任就开始了，我还送给赵洪彦15万呢！”这样一来，又牵出该省人事厅原党组书记赵洪彦受贿几百万元大案。

　　对此，人们不禁要问：赵洪彦又该给谁送钱呢？

　　案二、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系列腐败案，共涉及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

　　一人落案，顺藤摸瓜牵出218人，战果够辉煌吧？

　　案三、2004年，齐鲁石化公司两任董事长先后落马，牵出惊人的贪腐案。记者通过仔细翻阅案件卷宗发现：从集团销售部科长、下属企业总经济师，到部分企业的计划员、采购员、技术员，贪污受贿现象大面积存在。被查处的案件，多数是互相牵连的串案、窝案，犯罪人皆是亲戚、同学、老乡关系。从涉及的单位和部门看，凡是重要的生产企业和关键岗位，几乎无所不及。

　　当初看到上述新闻时，真想对齐鲁石化的上级说一句：你们的下属究竟是公司呢，还是上海滩黄金荣、杜月笙同志领导下的组织？

　　再举三个更荒唐的案例：

　　案一、湖南省麻阳县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法院出公函求情。公函称，该同志正值为党和人民作贡献的有为之年，其业务素质也较高，经局党组研究决定，请求法院对其从轻判决。

　　案二、最近，河南连续曝出5起干部“戴罪任职”怪事：先是固始县国土资源局被曝光存在2名“戴罪任职”3年左右的干部；随后洛宁县住建局又有3名“戴罪任职”干部被披露，然而却无人为此担责。（5月24日《京华时报》）

　　案三、新华舆情温州6月19日电：涉嫌挪用57万社保资金利息的浙江温州市苍南县社保局局长，原本被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依据群众举报对其立案并办理了刑拘手续。仅仅一周之后，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该官员不仅被检察机关撤案释放，而且很快又走马上任交通局局长。

　　上述三宗怪案告诉人们：正因为“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的厉害关系，导致许多权力腐败纵然事发后仍然很难破案。

　　纵然一些弄得全国上下沸沸扬扬，导致中南海批示要“严肃处理”的大案要案，因为涉案官员太多，避免打击面太大影响“安定团结大好局面”，最后也往往采取“首恶必办，协从轻判”或“党内教育”的政策。

　　当今中国，吃皇粮大军已超六千万。“领导干部”究竟多少，恐怕连天才的雄辩家戴立言也未必太明了。而从一年因贪污贿赂类案件处分30315人来看，犯罪率确实比例不算高。从这个角度而言，说“领导干部大多数都是贪官”，确实“不具有真实性”。也不“具有科学性”。但30315这个数字，从某一个角度，恰恰证明了反腐的极端艰难性——只有极少数贪官能被挖出来。

　　二、十个最腐败国家九个多党制说明了什么？

　　在《论政党制度与反腐败》一文中，戴立言先生仍然用自问自答的语式开篇：

　　“有人在社会上、在互联网上散布一种观点:‘中国腐败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只有实行多党制才可能达到廉洁’。事实真是这样吗?我们通过认真研究认为,不管是一党制、两党制还是多党制,其与腐败的发生率及治理效果的关联度不能妄下结论。断定某种政党制度必然导致腐败高发,与断定某种政党制度一定带来廉洁政治一样,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缺乏理论支持。”

　　 “中国腐败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只有实行多党制才可能达到廉洁”的观点，诚然违反戴立言先生他们最喜爱的唯物辩证法。只能说：中国腐败问题如此严重，根本原因是XXXXX执政”。因为纵然是多党轮流执政的民主国家，也无法完全消除腐败。只是将腐败降低到最低点。或相对减少腐败。

　　宪政民主国家之所以能将腐败降低到最低点，或相对减少腐败，相互制衡的权力，独立的司法、独立的新闻媒体、虎视眈眈的在野党和民意代表，透明的、非经议会批准不得列入政府预算和公共开支的财政制度，是一个关键因素。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小政府大市场”的制度，极大地减少乃至堵塞了腐败的源头。中国落网的贪官动辄涉案金额数千万、数亿，其中有一个极为重要原因就是“大政府，小市场”的机制，导致官员手中权力太大，权钱交易的机会太多。而宪政民主“小政府，大市场”的机制，使权钱交易的机会十分微弱，有力地消除了腐败的土壤。对此，龙应台在《台湾人为何不想统一》一文中这样描述道：

　　“在台湾，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余。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正因为制度有力地堵塞了腐败漏洞，所以多党制民主国家虽然也时有腐败案件发生，与一常制国家也有着巨大的量的差别——这些年我们经常看到有类似这样的案件曝光：“上海村民实名发帖举报村支书贪污近亿元”、“尚岩镇党委书记包庇涉黑巨贪村支书、非法敛财上亿元”、“广东阳江副市长陈华康贪污数亿元人民币包养多名情妇有29套房产”，如此下层的官员竟能贪腐如此惊人的数额，在民主国家是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再谈“历史事实”：严重的权力腐败历来是诱发政治、社会危机重要因素。多党制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政治文明主流，根本原因在于多党政治利于权力制衡和权力监督，从而最大限度抑制权力腐败。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苏东波”事件中前苏联和周边一党制政权之所以几乎一夜间坍塌，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权力失去监督造成极度的权力腐败，最终被人民彻底抛弃。

　　所以，戴立言关于“断定某种政党制度必然导致腐败高发,与断定某种政党制度一定带来廉洁政治一样,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缺乏理论支持”的观点，其实并没有“通过认真的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