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植根于西方文化传统，故而，由数学而入社会科学者，其社会科学可信。类比于炳麟先生所谓“由小学而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
哲学有东西之别，故未必非由数学而进入哲学。虽然，治西方哲学者，非由几何学进入而不能有心灵直观。因此，柏拉图学院门楣写有“不知几何学者不得入内”。此处，几何，是汉译。几，将发而未发，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几何学的汉译，含有直觉与推测之义。中国思想，另有源渊。根本而言，中国思想之为知识，不过是心性之道的遗迹。心性的发展，不是知识。中国思想的核心，与西方思想一样，旨在人类心性的充分发展，借用笛卡尔的表述：“让心灵在一切方向上充分涌流”。不过，西方早期思想轨迹是知识的，而中国早期思想轨迹是伦理的。
数学家有怎样的思维模式？逻辑，故而西方文化被德里达指为“逻各斯中心主义”，不健全。为何墨守逻辑的思维不健全？因为“背景”或逻辑的“情境”不可能完全被逻辑地表达，犹如“一切集合的集合不是集合”一样，不可道之道或不可名之名。但数学训练的优势在于获得几何直观能力或曰：直觉。也就是关于情境或背景可能包含的许多要素的整体直观能力，怀特海称之为“对重要性的感受”。
在感受到的重要性当中，被逻辑表达的，只是一部分，称为“凸显”。任何一项凸显的表达，必指向一个无限远的未来，此谓“perspective”。数学直觉帮助我们凸显那些最有希望带来重要成果的表达，这就是学术判断力。
全部社会科学家，不妨只划分为两类：其一，有学术判断力的，其二，没有学术判断力的。一个学术中心的崛起，首先是有学术判断力的社会科学家，其次是社会是否能够感受到这些凸显的表达的重要性。我认为后者始终是一个严重问题，而且我很悲观。
为什么只分为两类而不能有居间的类别？因为，学术判断，如前述，定义就是判断任何表达的凸显在未来无限遥远的期间里可能有的重要性。那些在无限期间之后不重要的表达，终将消失。对于无限远而言，人类头脑只可区分重要和不重要，而不能更细致地辨识居间的许多等级。因此，从可想象的无限远处，在想象中回顾当前我们的判断，便只能将社会科学家划分为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两类。学术自由的实质是承认人类个体心智的无能，因为没有人能事前肯定自己的表达在无限远处仍是重要的，于是必须尊重其他人的表达。于是，学术思想史，对学者（学生）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借助于思想史，回溯到很远的过去，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当时被少数人认为重要的判断，今天依然重要。借用哈耶克的表述，这是一些“匿名的英雄”。英雄，因为他们拯救世界。匿名，因为没有人事前可能知道他们是否在未来仍重要，并且一时的重要性，对无限远的未来微不足道。
在无限远处，只有哲学。因为只有最根本的重要性，才可能保持到无限远处。虽然，那仍是知识，即凸显在那里的对重要性的感受。只要是知识，就不是道，而是道的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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