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 学校议政

学校议政

学校不仅是学习的地方，也是集会议事的场所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郑人在乡校“议执政之善否”，子产力排众议，“不毁乡校”，开中国历史上官方容忍学校议政之先声。从“子产不毁乡校”这件事，可以得出一个印象：当时的学校不仅是学习的地方，也是集会议事的场所。

黄梨洲对这则《左传》故事烂熟于胸。他的名著《明夷待访录》有一专门的《学校》篇，集中了他对教育与政治关系的理想描述。梨洲开宗明义就说：“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

“士”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孟子曾说：士从事为君主和社会公众服务的工作（“仕”），就好像农夫从事农田耕作一样（《孟子·滕文公下》：“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这也就是说，出来做官为君主和社会公众服务，是“士”的职业。然而，学校仅仅造就“士”还不够，一定要让治理天下的思想和方法都出自学校，只有这样，设立学校的宗旨才能算是完备的。这是强调给普通知识分子以议政的权利和场所。

“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黄宗羲说，君主一人认为的是或非，不一定是正确的是或非，应当把它公开出来，请学校中的“士”来议论。这种“学校议政”的想法，距离现代代议制度仅有一步之遥。黄宗羲的思想在古代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向近代的民主思想迈进了一大步。

黄是在明亡清兴的历史震荡下展开反思和探索理想的，在当时高度集中的帝制社会中，一切是非标准都取决于皇帝。“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挞以为非。簿书、期会、钱谷、戎狱，一切委之俗吏。……而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利一变其本领，而士之有才能学术者，且往住自拔于草野之间，于学校初无与也，究竟养士一事亦失之矣。”

三代之后，天下事的是与非都由朝廷决定。天子所表彰的，就群起拥护认为正确；天子所惩罚的，就群起鞭挞认为错误。簿书、期会、钱谷、讼狱全都委派俗吏管理。……这些人心目中的学校，成了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之地，也就顺从着朝廷的势利改变了职能；而有才能的士人，却往往出自民间，与学校开始不相干了，结果，学校连养士的职能也失去了。非但不能养士，最后还达到“害士”的地步。养士既不成，议政更杳无踪迹了。

黄宗羲十分赞赏过去的“清议”之风：“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槌鼓，请起李纲。”正是借鉴这些历史经验，黄宗羲主张学校不仅应当培养人才，而且一定要参与政治。

学校本应是民意达上之所，但在中国长久的历史上却退化为政治的仆妾和婢女。这其中很关键的一个原因是，自古学校就为皇权所操纵，形成了积重难返的官办教育传统。到民国时期，在梁漱溟《人生至理的追寻》中，录有他一段1931年的读书笔记：“我们敢说要想中国教育有生机，非打破推翻今日官办教育的局面，得一大解放不可，官办教育，教育愈办愈死。官不办教育，听社会上有志教育的人去办教育，才得愈办愈活。……官办教育必有规绳，不免窒塞创造。然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正是创造。因中国社会旧日的一切多不适用，近今从西洋直接抄袭过来的又不适用，所以非创造自家所适用的一套新文化不可；政治、经济乃至一切皆然，教育正同一例。窒塞创造即是窒塞中国前途。何况中国今日教育已到途穷、非变不可地步。这变断非由官去变，要自由试验而后才变得通。”

与梁漱溟一脉相承，1942年 2月，钱穆在《思想与时代》发表《中国传统教育精神与教育制度》一文，全面阐述他对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和制度的看法。钱氏提出“社会自由教育”，相对于“国家教育”而论：“今就中国教育史之演进，据其主要之外形大略区分之，则有国家主办之教育，此可以汉、明两代为代表。有门第私家之教育，此可以魏、晋南北朝及唐为代表。有社会自由之教育，此可以先秦及两宋为代表。有社会半自由之教育，此可以元、清两代为代表，而尤以清代为显著。春秋以前封建社会之贵族教育，非此篇所欲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钱穆最欣赏的是实行“社会自由教育”的先秦和两宋时期。事实上，他考察中国历代教育制度时，认定“社会自由教育”是中国教育形式的正宗、正统，其他时期则是变异、歧出的时期。

钱穆认为先秦诸子有一种共同精神、共同意识，就是具有“超出乎政治势力之上而求有以领导支配夫政治”的意图，此即他说到“社会自由教育”的核心精神所在。他说：“自汉武建太学，立《五经》博士，又设郡国学，而后中国乃始有国家官办之教育。然儒家创教，虽不鄙从政，亦不专为从政。儒家之教，在以超政治者导政治。博士弟子通经得官之制既立，虽前汉之昭、宣、元、成，后汉之光武、明、章，一时政事之受裨益于儒术者实大，然儒术渐变而为利禄之途，往昔自由教育之精神渐失。习儒术者仅求入政治，不能超政治。教育渐不为政治之领导，而为其随属，于是传统教育之精神全变，而政治亦随之而腐化。”

用现代语汇来讲，即学者应出而领导政治，教育却万不可成为政治的附庸。钱穆的观点很鲜明，他把
“自由教育”和“国家政治”相对应，认为两者关系密切，但必须由教育领导政治，决不能是国家统制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