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回应，应西藏流亡议会议长平巴次仁（Penpa Tsering）的邀请， “西藏小组”的一个四人代表团于2013年5月8日到11日期间，访问了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这一代表团由西藏小组的主席、人民运动联盟参议员让-弗朗索瓦•亨伯特（Jean-Francois Humbert）率领，其成员包括社会党参议员米歇尔•伯格森（Michel Berson）、人民运动联盟参议员伯纳德•富尼埃（Bernard Fournier）和欧洲生态-绿党参议员安德烈•伽托兰（André Gattolin）。
7月17日，这一代表团在参议院发布题为《西藏：如何走出死胡同》的简短报告。报告分为三部分：首先回顾西藏流亡政府近年来的民主化历程；其次关注2008年以来西藏局势的持续恶化；最后聚焦于近年来层出不穷的自焚事件。
西藏流亡政府近年来的民主化历程
西藏小组代表团对近年来流亡藏人社群的民主化制度建设表示赞赏。它注意到2011年流亡藏人社群选举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为政府总理（“噶伦赤巴”，如今更名为“司政”），达赖喇嘛向后者移交了全部政治权力。
这次权力转移，使得流亡藏人的政治体制朝着民主政体的国际标准更近一步。洛桑森格在美国受教育，并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已经在许多民主国家受到高规格接待，但是在他最初到访法国时，只和参众两院的西藏小组有过接触。
西藏小组认为，洛桑•森格明确延续了达赖喇嘛奉行的“中间道路”，旨在寻求同中国政府协商寻找解决方案，声明不寻求独立，而只是实现在中国宪法框架下的“真正自治”。
今天的流亡藏人政府，也很明确地意识到必须面对78岁达赖喇嘛之后的继承问题。西藏小组代表团此行会见了第十七世噶玛巴伍金赤列多吉（Orgye Trinley Dorje），后者表示不会在未来达赖喇嘛的精神继承中扮演任何个人角色。
2008年以来西藏局势的持续恶化
西藏小组认为，自从2008年春天以来，西藏就处于“事实上的战时法律”管制之下。不仅西藏自治区，而且几乎所有藏族聚居区都对西方外交官和未经允许的记者关上了大门，而旅游者也发现自己的行动非常受限制。
西藏自然资源、尤其是矿产和水资源的开发近年来节奏加快，而这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西藏地区对整个亚洲来说都至关重要，因为几乎所有的亚洲大河都发源于西藏。
代表团认为，西藏人正处于有计划的汉化政策之中，而藏语在教育中却日趋边缘化。而藏族游牧民也被迫接受强制性定居政策，这和中国签署加入的原住民权利国际宣言并不相符。
在西藏，对文化和宗教遗产的损害也在加剧。当局以“现代化”的名义，拆除了拉萨大昭寺附近的传统街区，而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认定的世界遗产一部分。
藏人的迁徙自由也受到阻碍。2008年之前，每年大约有3000到3500名藏人能够成功地通过尼泊尔到达印度，而现在这一数字大大缩减。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接待中心以往能够同时容纳300人，而当西藏小组代表团到访时，该中心只有区区11个人。
代表团在达兰萨拉遇到最近刚刚从西藏过来的年轻藏人。他们在翻越喜马拉雅山的时候遭遇到巨大的困难。尼泊尔警察逮捕藏人，并把它们遣返给中国。这些年轻藏人还表示，他们之所以越境流亡，是因为在西藏没有表达自由和宗教自由，只能用汉语接受教育，而且费用昂贵。
代表团还会见了流亡藏人政府新闻与外交部秘书长扎西平措（Tashi Phuntsok），后者重申法国人民、以及地方和全国民选官员支持藏人事业的重要性。他表示遗憾的是，法国政府不能把这种同情转化为更加坚定的政治支持。他希望欧盟能够任命一位西藏事务协调特派员，并且再次呼吁负责人权事务的欧盟领导人将改善藏人状况放在优先事务范围内。
自焚传递了什么信息？
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达兰萨拉，在同对话者的交流中，西藏小组代表团都提出了自焚的问题。这个问题始于2010年底，2012年以来数量骤然增多。当代表团前往达兰萨拉之际，自焚事件已经超过100起，但它们的真正含义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自焚行为不是像北京所声称的，是所谓“达赖喇嘛集团分离主义势力阴谋”的产物。在这一方面，达赖喇嘛和洛桑森格都一再重申：每一个藏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这种牺牲并没有充分理由。
自焚也不是失去希望或是消沉抑郁者的自杀行为。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和那种流行的、但是错误的观点相反，自焚并不仅仅存在于藏传佛教喇嘛或者尼姑当中，越来越多的俗人、尤其是年轻人采取这种决绝的行动，其中也不排除为人父或为人母者。
代表团所会见的人都明确指出，自焚是一种政治抗议行为。它应该被看作是坚定奉行非暴力道路的人民所能做出的终极选择。这些自焚的藏人宁愿牺牲自己，也要表达对中国六十年间在西藏推行的政策的激烈反对，并且向国际社会的良知发出呼吁。
代表团表示，面对这种行动，他们只能感到惋惜。它展示出极大勇气，但看上去完全没有实际效果。北京的当权者只以变本加厉的镇压来回应，把自焚中的幸存者打成罪犯，并且把怒气发泄到自焚者的家庭或者朋友身上。
至于国际社会，从整体上看似乎对藏人遭受的悲剧无动于衷。除了个别例外情况，多数自焚事件和藏人权利，在西方媒体眼中并不是一个重要话题。在双边会晤和多边场合，这只是一个例行公事且小心翼翼提到的话题。
代表团注意到，在一些藏人非政府组织和政治组织对话者身上，表现出一种对西方和亚洲国家的明显失望。由于没有产生期望后果，“中间路线”正在经受流亡藏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越来越多的质疑。不过很显然，代表团遇到的所有负责人都认为，只有坚持非暴力原则，才能保证藏人得到民主国家公共舆论的同情。
代表团和西藏小组全体成员都坚信，当务之急是，民主国家政府，特别是欧盟各国政府，应当通过具体行动表达他们对中国政府在西藏扩大暴力和镇压的严重关注。只有这种对藏人的坚定支持，才有助于改变北京当权者对藏人的策略，并使得有朝一日能够通过协商谈判，为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寻找双赢的解决方案。
法国议会中“西藏小组”的全称是“关于西藏的国际信息小组”（Groupe d’information internationale sur le Tibet），这是法国参众两院中“联席议员友好小组和国际信息小组”（des groupes interparlementaires d’amitié et des groupes d’information internationale）机制的一部分。
西藏小组并不是特例，迄今为止，法国立法机构内存在79个类似性质的小组，涉及到184个国家和地区。至于对华交流方面，除西藏小组（31人）外，还存在台湾小组（25人）和中国小组（44人），甚至在各个小组中还有大量交叉兼职的情况，例如西藏小组中的9名议员，同时也是中国小组的成员。这种立法机构的联席小组形式灵活，既由公职人员组成，同时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职能单位，是法国开展双边议会外交的一种重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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