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上的变节群体，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立场不同，造成观点的出入很大，纯粹的历史叙述成为奢望。其实看看他们自己的辩护词，事情往往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每一个“叛徒”的经历都是一段曲折的往事。 龚楚也不例外。
“变节”，在红军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很隐讳的概念。变节者，即为叛徒。红军历史上，变节最多的时期是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清党、大围剿时期。大体上在1933年以前，变节的将领人数比较少，但到1934年广昌战役前后，红军变节的将领渐趋增多。
其中，地位最高的当属龚楚（1901-1995），字福昌，又名龚鹤村，广东乐昌县长来镇长来村人。早年进入新式学堂，后参军，由准国民党而入中共；红军时期成为出色的战将，参与创建红四与红七军，官至中央红军参谋长；中央革命根据地瓦解后，变节脱离中共而入国军；抗战时期招抚中共党人与抗战并举；国共内战国民党败北后，投诚中共并最后叛逃香港；晚年回归，风雨飘摇，跌宕起伏过一生。生前着有《我与红军》与《龚楚将军回忆录》两本有价值的文本史料及相关书画墨迹留世。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龚楚将军回忆录》由香港明报月刊社出版，这本书史料价值极大。在这本书里，龚楚说其是怀着“改造不平等的、妨碍人类生存进步的就社会，建立平等自由、人类和平共存的新社会”的崇高理想，加入中共革命队伍而成为一名农运及军事干部（龚楚将军回忆录（上），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4）。当其沐浴新思想参加中共及红军之后，从南昌起义到白色起义，再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一直是中共革命的积极分子，并参与创建了红四与红七军。红七军转战千里入赣之前，在广西右江地区得到了蓬勃发展，其认为取得令人眩目的成功秘诀是“把悲天悯人的心理，人道主义立场，或多或少渗进些改良主义的意识”（龚楚将军回忆录（上），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315）。但其后转战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其革命的理想还未实现，即变节了。
龚楚变节，无疑有中央革命根据地瓦解后其对革命丧失信心的因素。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正面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第五次围剿吸取了前四次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紧缩包围、分化瓦解的策略，而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中受王明左倾路线错误指导，导致反围剿失败。龚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瓦解之后，临危受命，独当一面，领导红军跳出包围圈打游击。但是，在经历失败之后的消沉黯淡岁月里，此时的龚楚已难以化解革命失败主义情绪对自己的销蚀，最终脱离红军变节。这种表面的直接诱因，常被后人诟病。
但仔细梳理《龚楚将军回忆录》，其间的动因又远非上文所言的那么简单。他在回忆录里反思其变节的深层次动因乃是其恐惧中国革命过程中的“赤色恐怖”造成的。我亦觉得这才是其变节的真正动因。在其回忆录中，龚楚提到“白色恐怖”所对应的“赤色恐怖”概念，“白色恐怖”按照龚楚的解释，“白色代表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及工农群众积极份子，造成恐怖现象，人称之为白色恐怖”；而“赤色恐怖”，“赤色代表中共，中共杀人放火，手段残忍，造成恐怖现象，人称之为赤色恐怖”（龚楚将军回忆录（上），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141）。这两种恐怖，在当时，应该说是客观存在的，任何研究党史的人都无法否认其存在。如果我们不肯面对自己历史的阴暗面，一味品尝荣耀的鸦片，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将永远不会有进步。当时，龚楚认为中共早期过激的“赤色恐怖”包括两个部分：过激的农民运动（土地革命）及肃反扩大化、简单化。
龚楚回忆农民运动中的“赤色恐怖”，也就是农运过程中的“左倾蛮干行为”。这种左倾蛮干行为，《龚楚将军回忆录》多有亲身经历的实例，无疑与龚楚人道主义的理想发生矛盾。当其提出异议时，即受到党内批评与处罚。193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瑞金中央政府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龚楚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龚楚在工作中所犯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并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调红军大学上级训练队高级研究班受训”（龚楚回忆录（下），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500）。
一般而言，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者，就有可能成为“异己分子”而被扩大化与简单化整肃。关于肃反的扩大化与简单化，《龚楚将军回忆录》书中亦有相当实例反映。比如其老部下杨遇春，黄埔一期毕业，早期参加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转战南北，英勇善战，二十岁出头就当上了红军独立师长，因家庭是地主成分而全家被杀，自己被清算，愤而投降国军，终生与中共为敌（龚楚回忆录（下），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565）。又如原广西省主席俞作柏，其弟俞作预，其表兄李明瑞，均同情革命，在中共策反下，参加了广西百色起义及后来的红军革命，起义失败后红七、八两军转战千里，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根据地正在开展肃清“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等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广西来的很多同志，有些是被冤枉而整肃掉的。当时李明瑞已预感快要杀到自己头上，不得不率部出走，却被预先布置好的警卫员所杀（龚楚回忆录（下），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350-351）。最过激的事例就是林野夫妇的被杀，红军准备“长征”时，为了精简队伍，防止泄秘，于是清除怀疑对象，在红军、地方部队和“苏维埃政府”中展开大规模清洗，被杀者数千人，其中包括龚楚的部下总参谋部参谋林野。林野被整肃经过非常凄惨，龚楚在回忆录中着笔最多，给我们颇多灰暗的记忆。这位福建籍的林野，在黄埔军校时已参加中共，参加过南昌起义上井冈山。林妻刚从上海大夏大学毕业，为了爱情不远千里跑到根据地与林野团聚。龚书说：“她刚来了三天，谭震林（时任中央政治保卫局分局长）秘密到我办公室细声对我说：‘报告参谋长，我们准备请林野回家去！’我误会了他的意思，以为要调林野回福建工作，便回答他说：‘司令部正需要林野这种参谋人才，我看还是另派人去福建吧！’谭震林狞笑道：‘不是要他回福建，是要他回老家！’我听了不觉打了一个寒噤！忙问道：‘林野同志是老党员，他并没有错误啊！’谭震林严厉而坚定地对我说：‘我应该报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来不正确，立场也不坚定，而且又是一个反革命的地主阶级，中央早已对他怀疑，……我已报告项英同志，并已得到他的同意。’”后来，龚楚多方活动营救，亦未奏效。被组织怀疑的人无疑就像被宣判患上瘟疫一样令人惧怕。“林野夫妇便在赴红军学校的中途，被护送他们的特务员杀害了”，“事后，其中一个特务员对我说：‘走了十里路，那时已入夜了，林野先行，他妻子在后，我们便动手，黄同志（另一特务员）拔出大刀砍过去，他妻子见了大声叫，双手拖着黄同志不放，林野见状大惊，发足狂奔！我立即赶上去，举刀便砍，他连忙闪避，给我斩中左肩，他立即回头和我拼命。但他左肩受伤，又给我砍中右肩，他再想逃走时，我追上去照头一刀，将他的脑袋破开两边，此时，他的妻子也被黄同志结果了。……若不是我们俩能干，说不定给他们跑了！’”（龚楚将军回忆录（下），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574-577）。肃反之残忍可想而知。
从以上所引的肃反实例，已不难看出早期中国革命过程中其扩大化与简单化的程度了。在当时，这种“残酷的阶级斗争”无疑已经过激到有点难以自持地轻“人性”的地步了（龚楚：我与红军，南风出版社，民国四十三年，1954：421-425）。对于这种过激化导致的“赤色恐怖”，龚楚觉得自己“是一个以人道主义思想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革命者，眼见到这种违反人道的行为，我内心觉得很难过，并使我陷于极端苦闷之中”（龚楚将军回忆录（上），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134-135）。所以龚楚说“我躺在床上，反复地想着，越想越想不通，使我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开始发生了怀疑”（龚楚将军回忆录（上），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216），同时“不要做李明瑞第二”，害怕被送上断头台，这种恐惧使其最后做出大胆行动，走上变节者的道路。他说“我决心脱离中共，离开红军，我决定立刻逃亡”（龚楚回忆录（下），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587）。因此，我认为其变节的真正动因是恐惧感，即对中共“赤色恐怖”的恐惧。之后其在反思的过程中，才最终由革命的理想主义而步入经验主义的摇篮。
离开红四军后，龚楚进一步反思认为“我参加革命的志愿，是希望能创造一个幸福美好的社会，在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继续发展，可是，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惨酷报复，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忌，彼此防范，除了听从中共的命令之外，简直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人性毁灭了，人道毁灭了，人格也毁灭了，自由平等，更谈不到，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这些问题，使我感到无限的困惑和烦扰”（龚楚将军回忆录（上），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215-216）。
当时，人道主义精神与为理想而革命的残酷性，在龚楚心里，确实达到空前的矛盾状态。在那个极端泯灭人性、人格、人道、个性、自由、平等的狂飙革命时代，其从革命理想主义转到冷静的理智的分析和思考，我不得不说是难能可贵的。其已经怀疑其怀着一颗爱国心及革命理想主义参加到改变现实世界的革命运动，是否所有的都是正确的。这已经反映出其对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的一种冷静的思考，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也正说明其已在实现着一个从理想主义向经验主义不断过渡与转变的历程。因此他从经验出发，一方面呼吁“领导民众革命斗争，不仅要有正确的革命路线，而且须有正确的指导原则，否则，就会造成无可收拾的违背革命理想的严重现象”（龚楚将军回忆录（上），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135）。另一方面，对过激的农民运动很失望，对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亦表示发生怀疑，甚至在回忆录里公然认为，中国革命性最彻底的应该是以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群体，而不是农民，因为农民有太多的落后性（龚楚将军回忆录（上），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219）。我们姑且不论这种反思如何，但无疑表明其已经开始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思考问题了。
其实中共党史上的变节群体最值得研究。就这些变节群体而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立场不同，造成观点的出入很大，有些人切齿痛恨，官方出版的资料也一概抹杀他们事迹；有些人高歌盛赞，奉为圣明，总之纯粹的历史叙述成为奢望。因此，概括这些变节群体的生平事迹要么是短短几行字，要么就是让他们戴上一贯地犯“路线错误”而最终“滑向了人民的对立面”的高帽。其实看看他们自己的辩护词，事情往往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每一个“叛徒”的经历都是一段曲折的往事。龚楚也不例外。
在传统的史学研究模式下，历史研究往往扩大为一种宣传，忠奸的判断模式严重束缚着人们的视野和思维。对龚楚的评价就是如此，长久以来，我们都习惯于宣传式的线性思维，政治人物往往脸谱化，这种简单地以“好”与“坏”来区分历史人物，是曾经年代塑造的思维定式。从单纯地用“黑”与“白”来看待一切，到加入灰色改良，依然没有摆脱线性思维的纠缠。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多一份心平气和，摆脱线性思维的缠绕，当然颠覆这种习惯，需要勇气和毅力，甚至需要一种涅槃的精神。这里将突破传统线性思维方式，重新探讨一下龚楚变节之背后的深层次动因，以达到窥见其变节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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