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炎黄春秋》杂志今年第6期刊登“文革”时期一个红卫兵的道歉广告以来，《南方周末》、《潇湘晨报》、《新京报》等媒体先后刊发红卫兵的忏悔故事。
（德国之声中文网）8月7日出版的《新京报》讲述了一个女人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1790年2月，方忠谋在家中表达了批评毛泽东、支持刘少奇的意见，被丈夫张月升和儿子张红兵举报，两个月后被枪决。
张红兵回忆说，他和父亲在举报说，就知道母亲将被枪毙。他眼睁睁看着”军代表和排长进来，对着我母亲就踹了一脚，她一下跪地上。然后大家像捆粽子一样，把她捆了起来”，但他当时并不后悔，”而是觉得家里出现了一场阶级斗争，我和父亲站稳了立场，我们的政治表现经得起考验”。
直到中共批判”四人帮”之后，张红兵才直到自己错了，开始了内心的痛苦挣扎，最近决定公开忏悔。
今年第6期的《炎黄春秋》杂志刊发的一则”郑重道歉”广告，”文革”中的红卫兵刘伯勤通过广告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他在道歉广告中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6月20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刊登文章《我也来道个歉》，作者宋继超为河北邯郸市委宣传部退休干部，称读了刘伯勤的道歉广告后百感交集，也想道个歉，”跟初中时的语文老师郭楷说声对不起”。他在1966年揭发郭楷老师的”反动言论”，导致其遭受批斗，备受磨难，未满60岁就离世了。
7月20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再次报道，北京文化研究者王克明历时5年，遍访民间，搜寻了一份”文革”忏悔者的名单，共计32人。这些昔日的作恶者选择写下罪行，准备结集出版，以寻求宽恕。
7月27日出版的《潇湘晨报》报道，湖南退休教师温庆福登报就”文革”中参与批斗同事致歉。今年已经87岁的张琼英，曾是益阳市三中教师，”文革”中受到抓捕和批斗，温庆福是参与者之一。
张红兵因母亲在家中表达了批评毛泽东、支持刘少奇的意见而告发她，母亲两个月后被枪决
反思”文革”，前进还是后退？
历史学者、《炎黄春秋》编委雷颐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浩劫，中共在历史文件中已予以否定。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对”文革”有过一阵反思，但是还没有深入即被中止。现在研究”文革”受到很大的限制，相关书籍必须报批才能出版。这导致人们对”文革”逐渐淡忘，有些年轻人不知道历史真相。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将文革定性为”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是，官方一直压制对于”文革”的深入反思。雷颐说，官方否定”文革”，是希望大家忘掉历史，不再计较，”往前看”，只是抽象地反思，具体的罪恶很难说出。
雷颐说，很多人写”文革”回忆，不是为了忏悔，而是为自己辩解。因此这些个人忏悔很有意义。它们和制度反思可以互相促进，相辅相成。他希望能通过个人忏悔激发集体反思。
2013年1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讲话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两个时期不能相互否定。习近平对毛泽东时期的肯定，被外界质疑为”文革”翻案。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批评说，”新领导人肯定前三十年，对整个国家存在危险，因为当前中共对毛时代的错误反省不够，毛时代的种种错误至今没有公开披露检讨”，”‘文革’从来没有结束过，不仅在重庆重演，目前社会很多做法也都是沿袭文革做法，比如人治、发文件治理、个人崇拜等”。
红卫兵的忏悔故事在中国网络上激起很大的反响。作家章诒和对此现象的评论被多次引用：”这种对生身父母的无情与绝决，对政治、对政治运动的向往与狂热，都是毛泽东以革命的名义捉弄孩子，扭折天性的结果。”
有人进行更加深入的反思，网民”咖啡甜甜的”说：”是谁把好好的人变成了畜牲不如的东西？文革当然是一个因素，但仅仅是文革吗？即使文革前流行的革命价值观，从本质上，都是反人性的”。
网络上也有很多人肯定”文革”的声音。一个叫”帅哥叮当当”的人在新浪微博发表了很多评论，认为”文革”被人歪曲了，事实是那时候老百姓日子很好过，当官的受到监督，都很客气。方忠谋错在”介入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恩怨，我不表同情”。
雷颐认为，在反思”文革”的问题上，中国面临往前走还是向后退的问题。
作者：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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