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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辟谣变成技术活
2013年08月12日 来源：齐鲁晚报
2011年的抢盐风波清晰地表现出谣言传播的路径和方式。(资料片)
辟谣平台寄希望于整合各家力量所长,打击谣言。
一条谣言,一条辟谣,你更信谁?
在独家网总编李玉桥看来,人们更愿意相信耸人听闻的事情。一条谣言的微博转发量可以上万,而辟谣者花费很长时间做出的辟谣信息微博转发量,可能还不到前者的一半。
这便是由千龙网·中国首都网(下简称“千龙网”)、搜狗、新浪微博、搜狐、网易、百度6家网站共同发起,并在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首都互联网协会指导下的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所要面对的困境。这个平台,打算以整合力量的集团军形式,向网络谣言宣战。
集团军的对手并不弱小——互联网谣言产生有其社会原因,心理焦虑下的大众面对敏感问题信息,会寻找与自己心理期望相契合的内容,并予以相信、传播。谣言的扩散经常显示出一种对官方渠道消息的不信任。而辟谣工作本身的缺陷在于,缺乏惩处机制。
这一辟谣平台能否真正把谣给辟了,还得打起精神慢慢看。
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造谣的动动嘴,辟谣的跑断腿
以集团军形式出现的北京辟谣平台,让热心辟谣的人看到一丝希望。
“有这个平台挺好。”独家网总编李玉桥说。多位人士表示,该平台的成立对于抵制、应对不实传闻有积极作用,由政府指导将更能增强平台内容的公信力。
但现实情况是,更多的人选择信任谣言,而不是辟谣。
7月中旬,一位名为“神笔记”的网友在新浪微博发帖:“俄罗斯昂首迈入高收入国家之列,抽了谁的脸?”该帖提到,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最新数据,俄罗斯人均年收入高达12700美元,人均购买力位居欧洲第二。
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基于在俄罗斯工作的经验,以及自己在研究中掌握的相关数据,对该微博中数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而李玉桥所在的独家网,则对罗思义做了专访,对网帖内容予以辟谣。“从采访到做完节目,整整花了一周左右的时间。”李玉桥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所以独家网总裁唐杰对辟谣工作哀叹:“别人动动嘴,我们跑断腿。”
要考证一个传言的真实性,最为直接的方式就是到现场探访当事人。
2011年1月,有网友在新浪微博发布了一张老人头部受伤照片,称系城管殴打所致。当天,就有网友举报该图片并非城管打人照片,并有多人提供线索,称此图片内容实为2005年发生在上海的一起老人被高空飞落腐乳瓶砸伤事件。
新浪微博辟谣小组迅速跟进,查证此事件在2005年9月22日已被报道,即《高空飞落腐乳瓶 96岁老人出门被砸瘫倒在地》。为了确保信息准确性,工作人员联系采写该报道的记者求证,并委托新浪上海站人员持微博照片赴事发地探访,从小区居民和居委会处进一步确认消息。
“此次辟谣经历了网友举报、网友参与、网络搜索、询问相关人、实地探访等多个环节和手段,是体现微博自净机制和主动净化机制以及微博辟谣工作方式的一个典范。”新浪微博辟谣小组工作人员说。
失败了的辟谣联盟
与辟谣所需花费的大量时间和精力相比,国内从事辟谣工作特别是政经、外交等领域辟谣工作的人,往往还会饱受争议。
曾于2011年5月与窦含章、“点子正”等人发起首个民间辟谣组织——“辟谣联盟”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更深有体会。
“辟谣联盟”成立时,不少人望风加入,吴丹红宣称“我们辟谣只辟事实,不辟观点。”此后,该组织辟过多条谣言,包括“北京地铁迷药案”、“海南香蕉催熟”、“7·23死难欺诈认证用户郭瑶”等。
据媒体报道,在围绕温州动车事故辟谣时,因该联盟辟谣依据多来自官方而备受争议。联盟的核心成员之一李牧承认说,辟谣联盟在“7·23”动车事故中过于信任铁道部是错误的。
“过分信任官方说辞,很多辟谣证据采用官方通稿,这本身就是辟谣的大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说。
对辟谣联盟的争议持续到2011年8月,知名博主“老榕”贴出几张“辟谣联盟”的QQ群聊天记录。其中“加V的影响大,我们要集中清理一次”,“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对人不对事”的说法,即便是联盟核心人员极力解释,还是让辟谣联盟受到了众多网友的口诛笔伐。
“本身组织的松散性,再加上遇到的内外夹击,辟谣联盟只维持了半年多时间。”熟知此事的李玉桥告诉记者。
相比李玉桥和吴丹红的经历,北京辟谣平台克服了单兵作战的缺陷,再加上政府指导多方合作,具备了更为强大的组织能力。也正因为此,这一平台的建立,被热心辟谣工作的人士寄予厚望。
整合力量
“一个谣言在A网站被查封,再到B网站传播,这个月辟谣下个月重来。”这是各家网站辟谣工作面对的尴尬现状。
创办于2012年6月的“谣言终结者”栏目,是搜狐网辟谣的主力军。它通过追溯消息源头,向当事人或权威人士求证等方式,对传言的真实性进行确认。至今,该栏目已推出45期,共粉碎200多个谣言。
2010年12月,百度发起了旨在“打击互联网不良信息、共建和谐网络环境”的“阳光行动”,对钓鱼网站的曝光成为百度参与北京辟谣平台的砝码。
北京辟谣平台的成员单位可谓各有所长。而随着北京辟谣平台的上线,所有这些辟谣资源汇集为一股力量。
8月1日,北京辟谣平台正式上线。据搜狗公司副总裁茹立云介绍,上线第一天,该平台便整合汇集数据10万余条。
8月8日,北京辟谣平台进行首次改版。几项辟谣“新武器”在改版中推出。千龙网总编室主任李雁津说,在首页首屏显要位置,平台以通栏方式推出谣言曝光栏目,对近期影响大、社会反响强烈的谣言进行公示。在官网突出位置,又推出了图片辟谣和号码通甄别恶意骚扰电话工具。
“照妖镜”和“恶意骚扰电话甄别”是北京辟谣平台的两个特别栏目。与其相对应的是搜狗公司提供的识图和号码通两个工具应用。
“识图工具是利用搜狗公司开发的图片搜索功能,帮助公众慧眼识别网络上张冠李戴的图片。”茹立云说,就好比给图片打上了一个身份号码,无论谁试图用什么外衣让它改头换面,都能“聪明”地把它最初的样子找出来。
搜狗公司提供的号码通工具,依靠长期积累的数据资源,就可以专门识别恶意骚扰电话。
千龙网总裁黄庭满说,北京辟谣平台在第二阶段将陆续推出谣言粉碎报告、谣言有奖举报、谣言分级评估、谣言识别测试等特色栏目,通过开发娱乐性和互动性的新功能,达到用辟谣信息教育网友、增强网友媒介素养的目的。
辟谣属事后救济
“有多少人会主动去看辟谣平台?”在采访中,李玉桥突然反问。
在李玉桥看来,人们更愿意相信耸人听闻的事情。一条谣言的微博转发量可以上万,而辟谣者花费很长时间做出的辟谣信息微博转发量,极有可能还不到前者的一半。
互联网研究学者闵大洪说,互联网谣言产生有其社会原因,大众心理焦虑感较强,一旦面对涉及环保、食品安全、廉政等敏感问题的信息,就会寻找与自己心理期望相契合的内容,并予以相信、传播。
“在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搭建一个联合辟谣平台,实现信息共享,这对打击网络谣言肯定是有益的。”搜狐网新闻中心总监吴晨光说,网络媒体受众人群数量庞大,权威性却不及传统媒体；而传统媒体虽然受众有限,但权威性却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能够搭建一个实时共享的平台,取二者所长,应该会有更好的效果。
除传播效果存疑之外,李玉桥还直指目前辟谣工作的另一缺陷,“虽然形成了一个联合平台,但仍缺乏惩处机制。”李玉桥告诉记者,“要让造谣者感到足够的羞耻。”
“当务之急是要从法律上界定什么是谣言,才能有针对性的辟谣。”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良说。他认为,法律意义上的谣言应该具备三个要素:第一,属于没有事实依据的虚假信息；第二,可能造成社会公众的普遍恐慌；第三,传播者主观上明知且有恶意。“不从法律上界定何为谣言,一概辟谣,有可能造成对公民言论自由的不当限制。”
即便是建立了相应的惩处机制,一味地进行管制仍非治本之策。
胡泳认为,谣言的扩散经常显示出一种对官方渠道消息的不信任。“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相关方完善信息发布制度,凡是涉及到社会公众利益时,一定要及时通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说。
“辟谣只是辅助方式,属于事后救济,只有政府的决策公开透明,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减少谣言滋生的土壤,才能真正解决网络谣言‘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状。”刘德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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