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由有多种多样的解释，您认为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禁忌呢？对于您与您的职业来说，您觉得这些自由和禁忌体现在何处？

冉：自由的定义是很不好说的，因为自由本身有极其复杂的内涵。在我看来，自由就是除了良善之宪法外，公民之自由意志及活动不受限制，谓之自由。当然，因为每个人应该有同等之自由，那么自由也是互相限制的，故自由也意味着承担相当之责任。自由人比奴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著名心理学家弗罗姆说人有逃避自由的倾向，那是因为有些人宁愿被奴役，也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成为一个自由人。

至于说禁忌，可以说是政治性的，如言论自由是至高无上的，但不能对现实生活产生即时可见的强大危险，除了这样的情形，则言论自由不受限制。这是必须明确而不能混淆的。至于说权利性禁忌，则你不能随便诽谤他人。有些禁忌则属于道德的，如说对残疾人歧视，对女生侮辱的话，在一个文明社会则可视为“政治不正确”。“政治不正确”在必须自我承担责任和彰显其文明程度的社会，可能会成为言论市场上较大的禁忌范围。对于我的职业来说，时刻在与言论自由之问题打交道，自然所有关于自由和禁忌的话题，于我来讲，就是我内心的想法，能通过笔下（键盘下）的文字，畅快而不受阻碍地表达出来，但往往不能如愿。

2.很多时候，我们容易将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混淆，争自己的自由而不管其他。胡适先生曾说过：为个人争取自由，就是为国家争取自由，你如何看到个人和公共之间的自由关系？

冉：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并非势不两立，事实上，去掉基督教对自由的养成和涵蕴外，健全的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基石。什么叫键全的个人主义，即在遵守良善之宪法外，你有相应的承担责任的能力、愿望以及行动。那就是说，一个健全的个人主义者自然是率先关注自己和家人生活质量的人，但他不会忽视自己在公共领域所应承担的责任，无论是道义上的还是事实上的。因为公共领域的生存环境不佳如空气质量恶劣，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因此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他不应该对此只期望搭便车，而不付出自己的努力。

再者言论自由，不是写作者才应争取的权利，没有言论自由，其伤害是普遍而及时的，它会使你的思想表达力萎缩，会使权益受害而不能得到及时的救助。言论自由是一种思想市场，它应该不受阻碍地自由竞争。言论的自由竞争，会促使大家的思考，增长人们的理性，提高人们用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利益冲突的机率和办法。

一个对公共领域他人所受的伤害漠视的人，自己也会因为参与形成社会的沙漠化，而受相应之伤害。一棵树不能抵抗所有的沙漠，你对一棵树的倒下，没有同情心和救助，那么沙漠对你的伤害，那是迟早的事。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我而敲响。没有公共领域的自由，个人的自由随时会受到伤害。一个不想维护公共生活之自由的人，那么他既得不到私人领域内的真正自由，更糟糕的是，受到伤害后不能得到有效及时的救助。胡适先生说，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是出于国人过于受宏大叙事的愚弄和国家至上的盅惑，而发出的诤言谠论。但他并不是让你对公共领域所遭受的迫害和灾难，不闻不问。因为个人自由和公共领域的自由，永远是一种互动，而非互相代替。缺少任何一方的良性生长，自由必将受到伤害，而没有任何例外。

3.他（胡适）还说过：给你自由不给你独立仍是奴隶，要怎样理解呢？

冉：我自认为对胡适先生的文章比较熟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话出自1946有次他在北大的演讲。我因着自己的记忆，做了一番查找，其意如下：“‘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这是奴隶，独立要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傍门户，不依赖别人，不用别人耳朵为耳朵，不以别人的脑子为脑子，不用别人的眼睛为眼睛，这就是独立的精神。”

其实自由和独立，都不是谁给的。“给”这词里难免有施舍之意，始终是个被动语态，随时可能会被剥夺回去。这就像我出的书《给你爱的人以自由》，这个“给”字让我始终觉得碍眼刺耳，但实在找不到更恰当的词来替代它。自由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而不是他人的施舍，独立亦如此。没有自由的独立，和没有独立的自由，都是不存在的，这二者不应该对立起来。自由之敌既来自外在的不当束缚，也来自自己自由意志之使用之不当。独立亦乎如是，独立是自己做主，但自己做主并非胡来，自由何尝不是如此呢？但独立与自由一样是在行使自己权利的同时，应负相当之责任。独立并非毫无依傍，因为是人是群居动物，他的独立始终受诸种社会关系的影响。

4.在您看来，自由是个人问题还是社会问题？

冉：自由既是个人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没有个人自由，社会自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问题在于，现代社会有的国家，其政府不受约束，组织能力无比强大，而个人则处于不能结社的原子化状态，那么社会的整体状态包括资源都处于一种全面垄断状态，那么个人自由则无从谈起。制度之良性变革，如有较好的宪政政体，对自由的影响自然是决定性的，如今的台湾是个对我们来说看得见，摸得着，在文化上有相当之共通性的模本和例证。变成民主自由之制度后，个人的一切自然会逐渐纳入这样的轨范之中，所以才有不少朋友去了台湾后回来，几乎异口同声地告知我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当然自由的社会，也仰赖公民自身的成长，每个人的自由意志至少要符合对自由的最低理解。借用伯林的话来说，就是在积极自由之外，消极自由同样值得我们珍视。

5.对于中国人来说，怎样才能具备自由的思想？

冉：对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政体来说，人要具备自由思想是很困难的。由于信息管控的无处不在，使得许多人获得信息的渠道受到相当的限制。我常说，选择是自由之本，信息是民主之源。只有单一的信息源，人是难以做出相当理智之判断的。再者，我们的教育在对人独立思考的损伤上，可谓“居功至伟”。因为我们的教育是国家至上的教育观，使得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之忽悠，变得经常而自然。很多人成了自己反对自己（利益）的人而不自知，这真是一种可怪的奇观。钱钟书先生说：“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钱先生虽以谐语出之，揆诸当下，却是沉痛之至的言论。

作为我们来说，要怎样才具备自由思？我也没有灵丹妙法提供给大家。首先教育应该破除标准以及唯一答案。人活在世上，很多事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更不用说唯一答案了。其次要使孩子们经过学习后不厌学，这一点父母应有特别的责任。在我们社会选择如此稀少的情况下，大部分人只有送到公立学校，从思品课到毛邓三，几乎都是洗脑工具，你要如何让孩子尽量减少这些东西的伤害，那可不是件小事。中国的父母不肯花时间陪伴孩子也就罢了，更为遗憾的是，送到学校就以为万事大吉了。孩子受到了愚弄和伤害，很多父母不知情还感谢学校这些教育。当然，其前提是，很多中国父母自身所受的教育都是有毒的，他们昧于不知所受愚弄的处境，自然没有办法让孩子脱离蒙昧而受愚弄的状态，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在这个社会，每个人都应该做好自我启蒙的工作，要获得自由思想，任重而道远。

6.除了政治经济领域，很多人说中国人的教育也是在禁锢中的，孩子们大部分在童年就被教育束缚了脚步，那么，在这样一个不自由的环境下，您觉得该如何给他们自由？

冉：我认为在所有伤害孩子的事情中，没有哪一件比中国父母对孩子的势利所造成的伤害更大。这话怎么讲呢？中国父母望女成凤、望子成龙之心的迫切，使得孩子们受到的伤害数不胜数。女愿不愿、能不能成凤，儿愿不愿成龙，能不能成龙，他们不管，在他们看来，不能成凤不能成龙就是失败。但全然不看儿女自己要成什么样的人，在许多父母看来，孩子不具备独立人格，没有自己的权利。当孩子考试好的时候，他们就得意洋洋，到处炫耀。当孩子不那么出色，比较失败的时候，他们就好像自己没生过这个孩子似的。这样的势利，泛滥在中国的家庭中，而许多人竟然不以为是问题。有的父母甚至公开说，“你考得不好，或者做错了事，你撒了谎，就不再爱你了”这样的话，这种威胁和势利，使孩子受害非浅。

在我看来，中国最应该受教育的是父母，而不是孩子。社会上应该有真正的父母学校，教人如何做父母。做父母不是天然就会的，那种以为孩子无论怎么带都没有问题，这种想法的有害性其实相当严重，但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中国的父母不知养老不只是孩子的责任，因为任何人都是纳税人，政府对赡养老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不应该立法把子女有赡养父母的责任，写进法律中，这样的法律就是恶法。政府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在收了民众税收后，不负担对民众的养老之责，来个双重剥夺，金蝉脱壳。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很多父母把养儿防老还当作不易的经典看法来供奉，丝毫不觉得这里面对家庭关系的伤害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有养儿防老、光宗耀祖的理念，在对孩子的爱中充满势利，就是必然的。在这样的情形下，要想真正给孩子以自由是难上加难的事。

我认为父母必须深知，孩子不是父母的跟屁虫，不是父母的复制品，他是一个独特的独立的自己，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著名心理学家弗罗姆说，世界上最艰难的爱，是我们对孩子们的爱，因为我们爱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最终离开我们，去过自己独立自由的生活。如果不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对孩子的爱，更多是以爱的名义而实行的控制和束缚，这样的爱是不能给孩子以自由的。

7.您是如何给您女儿自由的，能举一个小例子吗？

冉：这样的事例当然比较多，只举最近的。最近她在高二时休学了，放弃中国高考，作为父母非常尊重她的意见。这样大的事情，她当然与我们商量，我们当然也会跟她说这样做的利弊，但做决定是由她做出的。很多人觉得孩子小，他们理解力有问题，判断力也不健全。事实上他们比我们想像的都要强。一个美国小孩子十来岁就知道研究自己身边的事，做出像样子的报告，而中国的孩子却只会死记硬背标准答案。如此不可能培养孩子的独立自由精神和为自己负责任的公民意识。

请让我在此多说几句：中国的教育都是颠倒和错乱的，小学到高中把孩子当成成人一样来管教，有做不完的题，仿佛不把他们累趴下就绝不收场。可是上了大学，却将成人当孩子来放纵，“六十分万岁”的混文凭者不计其数，学生很少有责任感的培育。而西方的教育刚好相反，把小孩子当小孩子，小学中学基本上是玩，到了大学就要认真学习了，不轻松了，这样才符合人之天性。中国教育这样的倒错，在我看来容易培养奴才（中小学的标准答案）和没有责任感的人（大学里的放纵）。

8.在我们的公共生活当中，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是让您觉得他们没有具备自由意识的？比如抗日时期，人们上街砸车，这种随大流现象，您怎么看？

冉：培养自己的自由意识之路相当多，而且日常生活中需要培养的地方遍地都是。比如“纳税光荣”这样的口号，绝对是个大忽悠。纳税与光荣之间毫无关系，纳税是民众让渡一部分自己的利益出来，委托政府及相关部门的人士管理，做好服务工作。政府系纳税人所养，就像个物业管理公司，做不好就应该受到批评和撤换。西方有句谚语谓：人一生有两件东西无法逃避，那就是死亡和纳税。中国很多人包括许多有名的人都不知道，人一生下来就在纳税，以为只有有工作的人，有收入的人才在纳税。也就是说很多人只知道所得税（顶多再知道点增殖税），而不知营业税、消费税、流转税等诸多税种，与自己日常生活的关系。只要你活着，哪怕你是乞丐，税也每天都跟着你，你不可能摆脱。你纳了无数的税，却不能获得相应的权利，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常识。既然不知道这样的常识，当然不知道“无代表，无纳税”的真义。这样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常识，连许多中国读过大学的人都不清楚，何况很多没有受过教育，或者是只受过教愚的民众呢？

由于长期受愚民教育，所以不少人只能算是乌合之众，包括一些大学生。很多人不想想，你反日上街砸车，损害了谁的利益？就像别人欺负你，你却只会回家打老婆，这样的怂男人，你还好意思正义满腔，充满一肚子的道德鸡血？很多所谓的“爱国者”只是一堆易燃的垃圾，根本不知道这样的行为，其实是成为自己反对自己利益的傻瓜。仇恨教育是有很强的反噬力的，受伤害的最终就是那些反对者自己。那位在反日游行时在西安打人砸车的蔡某人，最终成为被利用的替罪羊，被判十年徒刑。这样的教训，还不足以让你反思，那就只能说明你的确害上了受虐症，反对自己、害自己上瘾了。再者，你平时想争取自己的权利，刚一上街还未游行，就可能被抓，说你非法游行，没有申请。但反日游行既没有申请，而且还能大张旗鼓地进行，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猫腻呢？好好想一想就那么难吗？

9.自由精神和冒险精神有什么相同和差异？

冉：自由精神和冒险精神有重叠处，但并不完全一样。个人冒险去尝试一件事情，可能和争取自由无关。要什么样的人才有冒险精神和探索精神呢？那就是从小能得到较多父母关爱的人，比较有安全感的人，才有冒险精神和探索精神。中国很多人并没有冒险精神和探索精神，就是没有得到父母真正的关爱与接纳所致。没有冒险精神和探索精神的人，要想有争取自由的精神，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自由精神固然有理性的思索，但也少不了探索精神和冒险精神，没有冒险和探索精神作预备，要培育自由精神，其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

10.您的自由梦是什么？

冉：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是所有关于自由的梦想中，最让我感动的篇章。让我也像他那样梦想，我希望自己的国家有一天能够真正站立起来，每个人都能享有自由。“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将能一起工作，一起祈祷，一起斗争，一起坐牢，一起维护自由；因为我们知道，终有一天，我们是会自由的。”

2013年8月20至21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