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信是对《 被箝制的中国大学 》一文的回应。
除了作者高雨莘提到“学生信息员”制度外，就我个人经历而言，高校教务处对授课内容的审查也有一定威慑力。在这样的压力下，老师们往往采用调侃或暗示的方式，对诸如“新闻自由”、“普世价值”等概念的推广打擦边球。
在过往课程中，也许那时鲜有教务处督察员来听课，也许那时政府还未提及“七不讲”规定，在中国新闻史的课堂上，老师会为我们念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所写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的原文，会为我们详细分析1957年整风运动的真正目的；在对外报道课堂上，老师会让我们采访外国记者与中国记者对于同一政治事件的不同看法。
但今年以来课堂氛围有所改变。以我本学期选修的三门新闻学专业课为例。无论是“广播电视新闻”、“网络传播基础”还是“政治传播”，三门课程的老师都提到了“微博大V”薛蛮子嫖娼事件。教授“广播电视新闻”的老师指出央视花了3分多钟采访薛蛮子，对嫖娼事件细节的挖掘甚于当时的另一新闻热点——薄熙来案件的公开审理。而教授“网络传播基础”课程的老师则将重点放在了这一事件由新媒体发酵，影响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至于它在“政治传播”课堂上的作用，老师则是一笔带过。即使是谈到政府舆情监测的过程，这一内容也是“口授”，并没有出现在课件中。原因是教师的课件往往要受教务处的审查。
在已知政策规定下，这些事情在我看来已是较为“自由”了。但较之国外大学的学术氛围，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去年，我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交流学习。我选修了美国的电视新闻这门课。课堂上，老师会为我们仔细分析、比较MSNBC、CNN和FOX对于占领华尔街事件的报道，进而推广至三大电视台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所持政见的关系。所下发的阅读材料中，也不乏对历任美国总统（如尼克松总统）与电视新闻之间关系的分析。我们的作业是选定某个电视节目，长期关注，最终选择某个段落进行分析。我所选择的主题是FOX电视台对于奥巴马政府医疗改革方案的报道方式。作业前前后后修改了多次，每一次，老师只是指出我的用词、论据上的不足，完全不会对政治观点有所限制。
就美国校园的舆论而言，也比我的母校更自由一些。当时恰逢美国政府换届选举，大选于11月进行，从9月中旬刚开学起，图书馆前就有为奥巴马、为罗姆尼拉票的学生。大选投票的当天，我的美国室友们也非常兴奋地前往不同的投票站投票——当时她们刚满21岁，刚拥有选举权。后来，奥巴马总统赢得大选，我的室友在Facebook上写道：“You’re in good shape, Mr President. Love, your young voters, your women voters, your students, and your gays.”
这让我很受触动，回想2011年我所经历的第一次区人大代表选举，那是我年满18岁之后第一次行使投票权。当时，由于大多数同学对于两名候选人都不甚了解，有同学为了表达意见，便写上了“米老鼠”等名字作为其他候选人。最终以班级的辅导员对学生进行教育收场。
中国大学的舆论环境并没有严格到谈“新闻自由”、谈“普世价值”色变。大部分老师和学生，都明白其边界所在。但这样我们的课堂氛围较国外大学的言论自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郁松，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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