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 记者何以成“妓者”？

用钱收买的封口固然触目惊心，用权干预的封口更加惊心动魄

胡泳

广州《新快报》记者陈永洲遭湖南警察跨省追捕，短短数日，峰回路转。先是被视为一起“记者因舆论监督遭受司法迫害”的冤案，受到其报社及众多媒体人士的声援；然而，陈永洲很快在央视当众认罪，给公开声援的人士一记响亮的耳光。由于他在央视供述收受了50万元他人钱财进而写作揭露报道，陈和其所供职的报纸由全国声援的对象，迅即变成了全民讨伐的目标。

在讨伐中，经常可以听到一个侮辱性的词汇，即将记者污化为“妓者”。这个词固然难听，但其实命中问题的实质。作为一种核心的自由，新闻自由在中国遭遇金钱与权力的双重羞辱。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记者收“黑钱”。即将到来的11月8日，是中国的记者节。五年以前，即2008年的记者节，中国新闻界是在“封口费”的耻辱中度过的。在哪一个国度，你会看到山西的一场矿难发生之后，真假记者争先恐后赶到——不是为了采访报道，而是去领取煤矿发放的“封口费”？在哪一个国度，你会听到挺身而出曝光此奇观的记者在网上不断更换“马甲”，向同行发问一个新闻业的ABC问题：“是抵挡不住利诱，违背良心去排队领取‘封口费’，还是继续深入调查取证，冒着生命危险将真相大白于天下？”在哪一个国度，记者比传说中十恶不赦的煤老板还黑，以至于被煤老板奉送这样的称号：“端着新闻饭碗的丐帮”和“吃新闻饭的乞丐”？

就在山西这个地面上，2002年的繁峙县金矿特大矿难中，就曾有11名新闻记者收受当地有关负责人及非法矿主贿送的现金、金元宝。他们不去现场，先去县委、县政府，因为那里才是他们心目中真正的“金矿”。曾经读过一篇为第一个记者节而作的纪念文章，题为《我们记者》，其中有一句：“‘新闻记者’，是金子铸就的字眼。”反讽得真好。新闻记者，是“金元宝”铸就的字眼。
　　但公平地说，新闻记者中固然有“害群之马”（请原谅我用这个滥词），其恶迹又怎抵“奥革阿斯马圈”（篡改一下希腊神话，原为牛圈）？繁峙矿难中出事的山西一些报纸的记者，2007年在山西大同被打死的兰成长，后来所供职的报社都否认他们是正式记者。的确，他们不是新闻教科书上定义的“记者”，他们是广告员、发行员、采编员，“一肩挑多职”的报社“能人”。谁逼得“马”们除了会跑以外，还得会跳、会捞？当然是“马圈”——那些不良的媒体。
　　还有令“封口费”相形见绌的事情。当年央视曝光了让人诟病的百度竞价排名，很多人就开始推测百度会拿出多少钱消灾。果不其然，百度首席财务官李昕后来确认：百度后一季度“市场营销支出”猛增，费用高达4000万，“营销相关支出的绝大部分”给了央视。如果企业竞相以这样的大手笔给媒体付“买路钱”，中国媒体的公信力大厦很快就会千疮百孔。
　　用钱收买的封口固然触目惊心，用权干预的封口更加惊心动魄。主流媒体的真记者因为深怕踩“红线”、触“地雷”而不作为，这才给了假记者大行其道的空间。中国新闻之软骨症，中国新闻人之无尊严，这方面的故事太多了，仅举一例：中央新闻单位知名记者在南昌调查某职业技术学院欺诈考生，回京后制作节目，播出当天，受骗学生们再也压抑不住愤怒，群起质问学校。同类事件在河南和湖南也爆发了。于是节目反而成了肇事者，停止重播，开会检查。而在很多地方，封口费已然蔓延到了封眼费、封耳费和封手费……
　　然则，最大的耻辱乃在于，新闻界的很大一部分人已经丧失了耻辱感，这不仅仅是新闻界的耻辱，更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耻辱。在今天的商业社会里，哪有钱买不通的事情？官员是可以贿赂的，记者是可以收买的，新闻媒体是可以通过公关搞定的。清人顾亭林说：“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然而四者之中，耻为尤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又说：“故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我们的新闻传统中，这种士大夫情怀尚且存在，例如，新记《大公报》有著名的“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现在，新闻记者却毫无廉耻地“卖”了。新闻界的无耻不是国耻又是什么？
　　刘震云的小说《我叫刘跃进》中，有个警察叫老邢。“天天抓坏人，坏人就在自己身边呀。只抓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不抓自己认识的坏人，让老邢心里又有些郁闷。怎么老抓生人呀，该抓熟人呀；怎么老抓被抓的人呀，该抓抓人的人呀。可左右打量，这种情况，并不是一处两处；这种局面，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一个人两个人形成的；天下不是一个坏人，天下乌鸦一般黑；而为了一般黑去抓乌鸦，或者为了这帮乌鸦去抓另一帮乌鸦，老邢怀疑自己工作的意义。但天下如此之大，老邢又扭转不了；想不通，白想不通。”
　　太多的记者跟警察老邢一样，想不通，白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