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18届3中全会被视作是一个很重要的大会，海内外都比较注意。对你来说，这次会议最值得关注的有哪些内容？
刘锐绍：因为这是习近平上任后第一个三中全会，大家比较关心。习近平到底能拿出一个什么样的方案，显示他的治国理念？到底能拿出一些什么举措，去解决中国现在各个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是他有没有一些比较大刀阔斧令人耳目一新的东西拿出来？如果光是经济改革，或者社会改革以及行政改革，大家只有更失望。一句话，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习近平到底在政治改革方面能有些什么东西拿出来呢？
法广：从目前的情况分析，你觉得这次会议在政治改革方面能否有所突破？从而为未来几年指出一个方向，制定出一个框架呢？
刘锐绍：官方的传媒在这方面大吹大擂。但是，如果作一个初步的总结，从习近平去年11月上台到现在以及最近显示的种种迹象来看，我对习近平能拿什么政改方案或者进行政治改革真的不抱太大的希望。这是因为：他上台以来，只是在经济改革方面顺着大潮走，在政治改革方面不光没有什么新的举措，反过来我们还看到许多倒退的现象。比如说，去年，他上台后第一次到南方来，走邓小平当年走过的路。大家那时候都有一些希望。但我那时候已经说过，这很可能是一个表面现象，因为习近平到南方来的时候，同时还做过一个内部的讲话。这个讲话的核心就是说中国不能效法前苏联走过的老路。他总结苏联倒台的三个原因是，第一是没有抓好军队。这意味着习近平会更加重视专政机器。在三中全会开幕的前两天，我们从新闻里看到，习近平故意到两个地方去视察军队。这表明他还是崇拜武力。他说前苏联倒台的第二个原因是思想和意识形态抓得不紧，所以他上台以后，就有所谓“七不讲”传出来，包括普世价值不能讲，以前的领导人犯的错误不能讲，新闻自由不能讲，三权分立不能讲等等。不光在新闻界，在学术界，在大学里面都不能谈这七个问题。最近的“8.19讲话”更说明习近平在意识形态上比胡锦涛更保守。现在只是希望他在法律、司法方面不会进行大的破坏。因为前一段时候已经有消息传出来，有人建议把现在的地方法院独立于地方政府，由中央政法委或者中国最高法院来进行垂直管理。现在好像实行的可能性不太大了。因为地方法院法官的工资属于地方政府的开支，反过来，地方政府是可以控制地方法院的。如果地方法院直接隶属于中央，脱离地方政府，只是把权力从右手交给左手，都是在党的控制下，这并不是司法独立。种种迹象，使我对习近平，对新一届的政府会有什么决心进行政治改革不抱太大的希望。
法广：我们看到中共的党校专家也出来说话，他们说18届3中全会要部署政治改革。他们说的政治改革是什么意思，跟您在这里提到的政治改革不是一个概念，是吧？
刘锐绍：政治改革有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个是放权，权力重新分配，最低限度要下放到不同的层次，尤其要对老百姓权利要保障保护，这是政治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第二个核心问题就是要有真正的、公开的舆论监督。如果没有这两个条件，所谓政治改革都是一句空话。中共的传媒、党校、以及其他御用文人都是听党的指示来发言发声，他们现在大吹大擂讲的所谓政治改革只是行政改革，或者说效率改革。比如他们提到的比如说减少一些流程中间的程序，加快速度等等。另外还牵扯到反贪腐，反贪腐也是他们三中全会大力宣传的一个重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上台以后处理的所有贪官污吏都是副部级或者副部级以下的官员，从来没有一个部长级或者更高层的官员给揭露出来。有些人会说，他不是处理了薄熙来吗？大家可以看到，薄熙来是前朝，也就是胡锦涛那个时候的事情。包括刘志军都是胡锦涛时期而不是习近平掌权以来才揭露的。因此，无论他们怎么大吹大擂，都可以说是雷声大雨点小。
法广：你同意不同意这样一种说法，中国现在的领导人采取的是一种政左经右的路线。就是说政治上还是要限制，要扣紧，经济上更加开放？这样做是不是很分裂呢？
刘锐绍：他们现在这个方向，其实是邓小平1978年搞所谓开放改革时定的。邓小平讲了开放改革，同时也讲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在政治上面严加监控，就是经济慢慢开放，政治坚持不改。江泽民、胡锦涛都是循着这个方向发展。中共领导人有好些盲点。他们以为把经济搞好了，人权就有保障了。江泽民不是说过，生存权就是人权，只要给你吃饱，这个人权就已经得到保障了。他们的这些概念远远脱离了老百姓的诉求。况且中国已开放改革30多年，老百姓已不仅仅满足于吃饱， 他们需要更多的公民权利，这些已经在社会层面清晰地浮现了出来。但是习近平还是坚持以前的那一套。只是今非昔比，现在尽管经济发展了，但是当局在政治、公民权利方面受到的挑战还是很大的。
法广：您刚刚提到习近平的“8.19讲话”，媒体已经对此有所披露。不少人的感觉是非常左。以您的观察，习近平到底想不想进行政治改革？有没有一点愿望？或者他考虑到目前利益集团强大的形势，不得不玩弄一种权术？或者他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一种思想基础呢？
刘锐绍：他上台之前，对他政治方面有些什么魄力这个问题，我一直有很多的疑问。我当时说过，我对中国还是很有希望，主要原因是寄望于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公民社会现在是慢慢形成了。而且，现在中国发生什么变化，已经不是共产党能够控制的了。民间的改变，包括经济结构的改变，意识形态的改变，还有中国跟世界格局的改变，共产党如果关起门来像以前那样，他自己也会保不住的。现在中国的信息渠道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说网民就有五点三亿，手机上的微信现在已经突破三点一亿的用户。这样的信息流无论你有多少网上警察，也没有办法挡住。
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很多人把他父亲习仲勋的开明辐射到他的身上，他那时候还跟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有一个对话。当时大家有一个想法，习近平会不会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一些作为呢。但是，根据过去的接触，我觉得中国官场里面，无论你是什么人，都有一个屁股确定脑袋这样的习惯。因为当年习仲勋是遭受压迫，是在一个困境下面，他想到只有改革，只有开放，他才有出路，要不他会被憋死的。但是今天习近平是坐享既得利益，他跟他的父亲的情况不一样。他跟他的老领导耿飚也不一样。四人帮倒台后，耿飚在1978年也处理过宣传问题。他当时是中宣部前身的一个中央宣传委员会的头。他找到当时一批很开放的人物，包括后来的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请他们在舆论上面部署怎么开放。习近平后来也是耿飚的秘书，但是耿飚在这个方面的开放没有辐射到习近平身上呀。这个就说明，他现在想的就是保护这个政权，保护共产党的利益。如果这样想的话，何谈政治改革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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