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要引入一个用来涵盖中国经验的短语：可接受的菜肴，意思是，根据我的经验，看上去和闻起来足够安全并且吃到嘴里足可引发味觉快感的菜肴。
现象描述：B市的餐馆，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以可接受的价格提供不可接受的菜肴，其二是，以不可接受的价格提供可接受的菜肴。
现象描述：G市的餐馆，大致只有一类，以可接受的价格提供可接受的菜肴。
现象描述：H市的餐馆，大约在2001-2005期间与G市餐馆类似，在2005-2012期间与B市类似，在2012年以后大致只有一类餐馆，以可接受的价格提供不可接受的菜肴。
上述现象当然与资源配置的方式密切相关，而且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单纯的经济学。
北京属于B市类型，所以市民大多满足于在自家做饭吃，农民工和学生只好为不可接受的菜肴支付可接受的价格。广州属于G市类型，所以市民习惯于到餐馆里吃饭。杭州可怜，是上列H类型，八项规定之后，勾结官员的商人很难继续为可接受的菜肴支付不可接受的价格，于是短期内只有不可接受的菜肴和可接受的价格。虽然，杭州市民曾经习惯于到餐馆里吃饭。
分工及其专业化，斯密说过，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市场是协调分工的机制，官僚政治是市场经济的死敌。所以，B市的与吃有关的劳动分工及专业化程度远低于G市。类推，官僚化的代价，是真实GDP增长源泉枯竭。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正确的方向是使B市类型向着G市类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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