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要引入一个用来涵盖中国经验的短语:可接受的菜肴,意思是,根据我的经验,看上去和闻起来足够安全并且吃到嘴里足可引发味觉快感的菜肴。

现象描述:B市的餐馆,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以可接受的价格提供不可接受的菜肴,其二是,以不可接受的价格提供可接受的菜肴。
现象描述:G市的餐馆,大致只有一类,以可接受的价格提供可接受的菜肴。
现象描述:H市的餐馆,大约在2001-2005期间与G市餐馆类似,在2005-2012期间与B市类似,在2012年以后大致只有一类餐馆,以可接受的价格提供不可接受的菜肴。
上述现象当然与资源配置的方式密切相关,而且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单纯的经济学。
北京属于B市类型,所以市民大多满足于在自家做饭吃,农民工和学生只好为不可接受的菜肴支付可接受的价格。广州属于G市类型,所以市民习惯于到餐馆里吃饭。杭州可怜,是上列H类型,八项规定之后,勾结官员的商人很难继续为可接受的菜肴支付不可接受的价格,于是短期内只有不可接受的菜肴和可接受的价格。虽然,杭州市民曾经习惯于到餐馆里吃饭。
分工及其专业化,斯密说过,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市场是协调分工的机制,官僚政治是市场经济的死敌。所以,B市的与吃有关的劳动分工及专业化程度远低于G市。类推,官僚化的代价,是真实GDP增长源泉枯竭。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正确的方向是使B市类型向着G市类型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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