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4月5日开始，东莞最大的鞋厂—裕元鞋厂的员工因为发现厂方以临时工标准为工作十多年的员工购买社保，以及与员工签订无效劳动合同等欺瞒行为，而进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目前罢工已经史无前例的进入到了第15天，且仍无消停之势。根据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报道，罢工工人已经达到4万之众。东莞，这个港台商人眼中的欲望之都，在经历了轰轰烈烈的扫黄风暴之后，再次成为这些商人资本家的心中之痛。
曾几何时，工人罢工事件的次数开始呈现出不断上升之势。一个劳工团体的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罢工事件的总数较去年增多了近三分之一，创下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增幅。驻香港的劳工权利组织——中国劳工通讯称，今年3月份，内地便发生了119起类似东莞罢工的事件。尤其在广东，涉及工人的罢工抗议事件更是屡见媒体与报端，称之为中国的“工运之乡”亦不为过。而这次的罢工事件，因为参与人数之多，历时时间之长，颇有上个世纪初“五卅运动”的遗风，尤其引世人关注。
一、广东“工运”频发的原因
广东工人罢工事件的频发，有其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原因：
作为首先对外开放的地区，广东是引进外资设厂的吃螃蟹第一人。尤其是台湾、香港等地的投资者，因为地理、文化相近等便利因素，在珠三角及周边地区大规模投资设厂，充分利用了国内廉价的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以及不受严格保护的自然环境。珠三角及其周边地区聚集了大量的外来打工者。出于对员工生活进行军事化管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以及提供住宿吸引打工者等因素的考虑，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都建有员工集体宿舍。如富士康这样的大公司，员工数量成千上万，都聚集在占地庞大的厂区内，生活、娱乐设施齐全，集体居住、集体工作、集体生活。这样大规模的人口集聚，信息传播迅速，联动沟通便捷，且长期共同生活，小圈子联系紧密，为广泛的社会动员提供了非常成熟的土壤。
而户籍制度也起着推动动员的作用。户籍制度使得打工者与本地居民在就学、就医等多种福利上存在巨大差别，加上语言、文化等隔阂，打工者难以融入当地的社区，为了能够更好的寻求庇护以及精神上的抚慰，打工者往往以地域为标签，进行紧密的社会联接，正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2013年9月份，在山东烟台富士康工业区内，贵州籍员工与山东籍员工的大规模群殴即是地域牢固联接的一个明证，也说明了地域联接所具备的高度动员能力和凝聚力。
上述这两种经济和社会结构原因在广东尤其突出，是广东近年来“工运”声势浩大的重要原因。而这次大规模的罢工事件部分动能也来源于上述要素作用。
二、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
“计划生育”的国策在严厉执行了三十多年后，适龄劳动力已经连续几年呈现下降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在15至59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较2011年减少了345万人;2013年此年龄段的劳动人口又减少了244万。人口红利无可避免的逐渐丧失，但中国整体的产业结构却依然是建基于廉价劳动力至上的中低端制造业，劳动力价格也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瑞银的数据显示，自2005年以来，官方公布的平均最低工资已增加了两倍多，达到每月约1300元。自金融危机以来，工人的工资上涨了80%。虽然劳动者工资呈现快速的增长趋势，但由于中国长期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支撑经济增长的模式，近十年来年均通胀率达到5.1%，居高不下，物价水平，特别是房价快速上涨，大大抵消了劳动者工资上涨的效应。
诚然，企业已经在为日益增加的人工成本而抱怨不已，但具体到工人个体，却并不满意当前的生活水准。
特别是第三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当前打工者的主体。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很大部分从小随父母在城市长大，他们见识过城市生活的缤纷多彩，接受了信息社会多元价值观的熏陶，他们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更快，信息收集能力更强，也更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以及高度的权利意识。当目前的工作无法适应他们追求多元生活的需求时，用脚投票是最常见的行为，也由此，招工难在东南沿海愈演愈烈。而当自身权益受侵害时，他们也比自己的父辈更容易捍卫自身权益。
生存日益的艰辛以及打工者群体自身权利意识的强化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罢工等工人运动的频发。
三、去中心化、无组织性的运动特点
在这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信息传播呈现高度的分散化、即时性，从一个信息源发出的信息，可迅速被转载、转发至无数个移动或固定的终端上，在社会抗议等运动之中，信息技术的采用能够形成广泛的没有缝隙的动员力。但是，这些动员起来的广大群体是基于虚拟空间的信息发布，由无数个分散的、相互并无多少联系的小圈子构成庞大规模的群体，而现实中却缺乏统一、专业化的组织来对动员起来的分散群体进行有力的领导。这也与官方对民间组织化的长期抑制有关，不存在广泛代表性的工会组织来进行罢工运动的领导。实际上，本次罢工运动便呈现出如此的特点，罢工过程中产生的工人行动委员会并不具有广泛民意代表性，而且因为不允许社会运动的活跃分子加入，指导运动的专业性也堪忧，难以对整个罢工群体形成有效的引导和约束。也由此，政府与资方实际上无法找到能够与之进行谈判，并能够在谈判成功后解散示威群体的权威性领导层。
因为没有罢工的领导核心，罢工群体也无法提出具有广泛共识性的统一的抗议诉求，那么整体的罢工始终是处于一个盲目的、无序的状态。政府和资本方提出的谈判条件，也无法得到有效的回应与平和的协商。哪怕部分罢工群体接受了双方谈判的条件，也无法约束另外的罢工群体更进一步的抗议行动。罢工行动将始终处于一个喋喋不休的状态。
四、零和博弈的对抗与弹压
本次的罢工事件所体现的劳资矛盾，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但在中国，此类纯经济事件却往往会演化为与政府对抗的政治性事件。主要原因还在于，中国目前不存在工人自行组织的，完全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在劳动权益被侵犯时，工人保护自身权益的选择手段很少，一是向政府的劳动监察部门申述，这条渠道往往因为官僚主义的低效率，以及政府与企业主的政商合谋而无法取得实际效果;二是向法院提起诉讼，但诉讼程序漫长，成本费用过高。且中国官方出于经济增长率的考虑，在劳动者权益保护上并没有非常严厉的措施，哪怕诉讼成功，一般也只是罚款了事。在没有专业性工会的情况下，工人个体无力与资方进行有效的谈判和对抗，上街抗议由此成为唯一的选择。
中国科层体制对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硬性的指标，尤其是对游行示威、罢工、大规模上访等破坏“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采取对地方考核的“一票否决制”。因此，地方政府愿意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化解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一般而言，如果能从经济上补偿来解散群体性事件，一般会直接进行金钱收买。但很多时候，社会经济结构性的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往往无法单纯用金钱进行收买，这个时候，如果抗议持续时间越长，对地方主管的考核压力越大，官方强力弹压、驱散的动机就越强。
在这次罢工事件中，由于罢工行动本身的去中心化、无组织性，在政府警力从各地充分调动、部署完毕后，可能的弹压即是无法避免的。而在成功驱散罢工运动后，工人们原初的诉求能够得到最终圆满的解决亦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五、类似社会运动的未来走向
从目前来看，在既定的政治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这种抗议、镇压的零和博弈是无法得到根本性改变的。政府出于策略性考虑，无法对无组织化的工人们不断深入的诉求进行全盘满足(这会催生更多的社会抗议)。就目前来看，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起因往往是环境污染、拆迁、劳动者权益侵犯、教育平权等。而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下行，各种因破产倒闭、失业而生活无着的群体将比现在更庞大，基于失业、退休金、社会保障等因素的上街抗议将逐渐增多，而这是无法单纯用金钱予以化解的。
当前，中国去中心化的，无组织的社会运动往往呈现的是一种盲目与无序的状态。网上经某一个圈子动员的三五十个人，因特定诉求采取上街抗议的行为,在游行过程中可能会不断吸引不同诉求的其他个体源源不断的加入到队伍之中，导致抗议规模持续增加。在官方无法收买的情况下，强力弹压将极易引发巨大的骚乱。
在社会的动荡期，国家权力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将更加强化，以应对更多对政权的冲击，去中心化的，无组织的社会动员规模变大，甚至由开始的罢工、抗议逐渐升级为暴力骚乱，国家的镇压力量将极大的耗散在这类规模不断增强的社会骚乱中。这种抗议与镇压是一种恶性的循环，镇压越强烈，政府公信力、合法性越是快速缺失，而参与社会运动的民众规模也将不断扩展，国家在强制力量方面的投入将更多，反过来导致社会反弹越强烈，运动次数更多。
来源: 共识网-作者赐稿 | 责任编辑：夏白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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