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资中筠：中文是一种文化底蕴

　　 我之所以被邀请到这里来讲话，可能是因为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中国人应该首先学好中文》。那是2008年，为了迎奥运，媒体大肆宣传学外文。打开电视，在记者的诱导下，街头各行各业的百姓似乎都在积极学外文，连在公园晨练的老大妈也说学了外文便于出国探亲云云。与此同时，电视的字幕充满错别字，广告乱改成语成风，所谓“历史剧”中半通不通的对话，人物的称谓混乱：称对方父亲为“家父”，自己的妹妹为“令妹”，把自己家叫做“府上”等等，不一而足，惨不忍睹。所以我有感而发写了那篇文章。

　　 现在似乎忽然走到另一个极端，强调学中文、弘扬传统文化了，就要压缩外文，在高考中降低外文的分量。似乎学中文和学外文互不相容。我必须首先声明，我主张学好中文绝不是与外文相对立，也与现在以传统文化抵制所谓的“西化”无关。更不赞成那种让小孩子穿着古装读《弟子规》、《三字经》之类的做法。现在讲讲我对学中文的看法，并且与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学中文的经历。

　　 中国人为什么要学好中文？

　　 我们每个人都是用母语思考的。一个人的文化底蕴和他的母语的程度有很大关系。一个中国人除非生长在外国，从小就学那一国文字，自然就以那一国的文字为母语，如果那是英语，那么他的文化水平和他的英语水平有很大关系。

　　 中文（我这里指的是汉文）有两大特点：

　　 口语与书写文字是两套，这是汉语对用拼音文字的外国人说来最难学之处，等于要学两遍。所以普及比较难。好处是虽然方言非常复杂，文字是统一的，就是现在大家都归功于秦始皇的“书同文”。不像印度，由于每一个邦都有自己的文字，到现在还得用英语为官方语言。既然是中国人，说话已经不成问题，“学文化”就是从识字开始。能正确地读、写、用多少字和词就成为衡量基础文化程度的重要标准。

　　 另一特点是成语、典故特别丰富，并已融入日常话语中，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正是汉文的魅力所在，也是几千年文明的积淀。对成语、典故的运用也成为写文章的一大艺术。当然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文章高手，但是基础的语文教育至少应该严格规范，应该有一定的要求。依我设想，一所合格的完小（六年级），其毕业生应该能写通顺的白话文而极少错别字，初中毕业则应掌握常用的成语、典故而不出错。能流畅地阅读一般文学作品，有进一步提高的自学能力，这就算有了文化基础，以后无论学什么专业，包括外文，那是个人的选择了。所以现在乱改成语是对中文极大的破坏。

　　 个人的经历：

　　 比起上一代的人，就是比我的老师或者父母辈，我的旧学底子差多了。但是在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该说再跟下一代比起来的话，我们又好像学得稍微多一些，这个情况很不一样。

　　 举一个例子，有一次一些人在随便聊天的时候说到了一些高层的丑闻，里头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就脱口而出说真是“墙有茨”。有一位专门研究古诗词的大学教授非常惊讶，说你一个学外文的人怎么还知道“墙有茨”？墙有茨出自《诗经》，开头就是：“墙有茨，不可扫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以后“墙有茨”就隐喻宫里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丑事。过去老一代的人说话不喜欢太露，一般爱用隐喻。而对我们这一代人，这是一个很寻常的比喻。那位教授年龄比我大约小六七岁，也就是说他是在1949年以后上的中学。在他看来，只有他那样的古诗词专家才懂，一般人，特别是学外文的，怎么居然还懂这个词？这说明有一个差别，就是我们这代读书人一般常用的，在现在的这一代人就成为专业知识。这还不是年龄的“代”，而是学校的教育和文化氛围的变化。因为我在改革开放以后初访美国，遇到台湾来的学理工的年轻人，谈吐就与我们这代人没有什么差别。

　　 我的中文熏陶来自三个方面：家庭、学校和自己乱看书。我只是一个个案，有我们这一代人的普遍性，但是也有特殊性。

　　 1.家庭：

　　 我最早知道的诗就是“春眠不觉晓”，那是我3岁的时候，早晨起来正好外头下雨了，我母亲一边给我穿衣服，一边吟这首诗，用她的方言湖州调吟。我知道，你们请叶嘉莹先生来讲过，她是主张吟诗的，就是跟唱差不多的。每一个地方的方言不一样，吟的调子也不一样。我母亲是湖州人，所以她就是用湖州话吟。我到现在想起“春眠不觉晓”自然心里就出现湖州调。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滕王阁序》后头的两首七绝，在我印象中也是湖州调，像唱歌一样，现在还会唱。

　　 我中学有一位国文老师是河北人，他在课堂上教那个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就是用河北调来吟的。所以我现在想起这个诗的时候，就出现那个调，与湖州调完全不同。吟诗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记得住，就跟唱歌一样，而且对音韵、平仄什么的自然而然就熏出来了。但是用普通话是很难吟的，连有的韵脚都不对。前两年我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好像常州的吟诗已经申请联合国非物质遗产，大概常州有一些诗人和文人特别积极去争取申遗，其实各个地方都有吟诗的特点。还有朗诵文章，也是有调子的。（后来据徐冬梅老师说现在正在申遗的是整个中国的吟诵，不是常州单项）

　　 我大约五岁上一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就让我念《论语》，只是挑一点，不是念很多，也不逼我，就让你知道一点。

　　 有一段经历虽然比较短，对我影响却很大。在我初中的国文课本中有一篇文章是“郭子仪单骑退回纥”，选自《资治通鉴》。老师讲得特别生动，使我对郭子仪这个人发生很大的兴趣，于是对《资治通鉴》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很想知道《资治通鉴》是怎么样的一套书。特别是小学课本就有“司马光打破缸”的故事。原来作者就是这个司马光！更加好奇想看这书了。碰巧，我父亲有一位朋友家里头藏了很多线装书。我现在已经忘记具体情节，他怎么知道我想读《资治通鉴》，总之他对我非常嘉许，居然就送了我一套《资治通鉴》（可能他正好要搬家），我还记得是好几排木匣子摞起来，大概是很好的版本，当然现在早已没有了。

　　 我那年暑假（大概是初中三）没事，就开始出于好奇，真的从头一本一本地看《资治通鉴》。其实也不见得都懂，挑着看。书里每隔几段，就有“臣光曰”，就是司马光的评语，表达他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因为《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它得称臣，这可能也是古史的一个传统。《史记》里头不是也常有“太史公曰”吗？我忽然兴起，一段一段把那个“臣光曰”抄在一个本子上，同时也作为练毛笔字。但是为了要说明他这一段评语说的是什么事，我就得把前头的那段历史事实用自己的话做一个简要说明。

　　 这样抄了一段时间以后，被我们家的一位常客发现了。他姓郝，是我舅舅的同学，我母亲对他非常尊重，称他为“郝大哥”。让我叫他“郝寄爷”，是干爹的意思，不过不是正式的。那个时候在我心目中他是老头儿，但他事实上大概不到50岁。他非常有学问，什么都会，从前有一种全科的中学教员，从数理化到国文英文都会教，缺什么老师都能补上去。当然他英文发音不好，全是自学的，但是文法讲得特别清楚。他还会中医，我们家人小病都是他给开方子。最重要的是国文，他的旧学底子是非常之厚的。但是由于他恃才傲物，好顶撞领导，所以在一个单位呆不长，经常失业，相当潦倒。他一失业就常来我们家吃饭。我最爱听他讲话，有一肚子掌故，外带发牢骚、骂一切看不惯的人和事。他看到了我抄“臣光曰”的笔记本，突然对我写的史实概要很欣赏，他说你的概括能力很强，觉得孺子可教，说了一句“可以与言《左传》矣”。于是乎他就开始主动教我《左传》，讲得特别生动，使我对《左传》产生很大兴趣。因为《左传》从文字来讲，跟《资治通鉴》很不一样，它太简练、古奥，以我当时的程度要是没人讲解，是很难靠自学读下去的。他给我讲也是选读，加上他自己的见解，像讲故事一样，特别生动，而且常使我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疲于奔命”这个成语典出何处？

　　 《左传》里头有一个人叫申公巫臣，他是楚庄王底下的一个官，名巫臣，“申”是他的封地。他地位并不高，但是点子很多，给楚庄王出了不少好主意，对楚庄王成就霸业有所贡献。作为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到处征伐。有一次灭了陈国。这个陈国有一个大美人叫夏姬，据说她青春永驻，无论长到几十岁永远“望之如二十许人”。那些公侯们打来打去，争夺她也是动机之一。所以她转嫁了好多国。楚庄王灭了陈国以后，也想把这个夏姬娶过来，巫臣就劝他说，你本来伐陈是“伐不义”（霸主总要给对方安个什么罪名，才师出有名，我忘了陈国是因何获罪），光明正大，如果你把夏姬给娶过来了，这不显得你是为了私利嘛，那你在道义上就站不住了。那个楚庄王确实有雄心壮志，就听了他的劝告，没有娶夏姬。他的弟弟公子子反也想娶，巫臣又劝他说，这个女人不祥，是个妖孽，你看她嫁了几个国家，亡了几个国家？。于是子反也听了他的，没娶她。最后这位老兄自己带着这个夏姬私奔了，一下子跑到晋国（其中还有一些曲折的情节，不详细讲了）。另外他因为别的事得罪了楚庄王另一个弟弟子重。那两位公子气得要死，要求楚庄王向晋国要人，诛杀他。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求引渡。那楚庄王到底是一位霸主，比较大度，说巫臣也算立过功的，给我出了很多好主意，就算了罢。不久，楚庄王死了，楚共王继位，子重、子反两位公子权力就比较大了，还是觉得这口气非出不行，于是把巫臣还留在楚国的家属全给杀了，包括他的旁系亲属。巫臣知道后很生气，咬牙切齿地说我一定要叫你们两人“疲于奔命”而死，疲于奔命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他怎么做到呢？他就今天撺掇晋国联合吴国跟楚国闹事，明天又挑拨郑国寻衅，不断骚扰楚国各个方向的边境。他本来就鬼主意多，弄得这两位公子在国境内外来回奔波，“一岁七奔命”，就是一年里头七次出国，或是到边境。现在交通发达无所谓了，但是在他那个时代这么一个跑法，那是吃不消的，非累死不可。这个故事我觉得特别好玩，而且那个申公巫臣也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人、特逗，还有很多有趣的事。

　　 这样，我对《左传》越来越感兴趣，郝寄爷其实教我的时间并不长，他找到工作就不能常来了。但是他的启蒙好像为我打开了一扇门，不仅是对《左传》，而是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和故事在我心目中活起来了。至于下决心通读《左传》，那是很后来的事了。实际上也还是一知半解，并不是所有文字都通了，很多地方我还得看注解。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我最早，以这种方式接触到的古典的东西，而且是当时那样年龄的孩子一般比较少接触到的。我举这段经历是要说明一种自然的熏陶，也没有人逼着我去这么做，那位郝寄爷也不是母亲请的家教，专门教我念《左传》的，并没有这样的意思。自然而然地给碰上了，也算是我的幸运。这也形成我一种学习的模式，后来学外国文学也是一样，常常是由于一个篇章，一个人物，引起我查找原出处，了解某部著作全貌的兴趣，然后再四处开花，延伸开去。

　　 我父亲是留学生，先留日后留美，他有一些我们认为很“洋派”的朋友。那时候天津也有外国学校，就类似现在的国际学校，所有一切课程除了中文都用英文教学。在太平洋战争之后，学校里英文让位于日文，自然英文程度下降。我父亲的“洋派”朋友就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主要为了学好外文。我父亲对此略有动心，可是我母亲坚决反对，她认为假如中文底子不打好的话，这个人的思想不会深刻，他可以说流利的洋文但是他毕竟还是中国人。外文以后可以补，中文错过了就补不回来了。所以我继续留在原来的学校。我很感谢她这个决定，也认同她的看法。

　　 2.学校

我在天津上的耀华学校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高中三年级，这样一所十二年完整的学校。那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其他方面这里不讲了，只讲中文教学。它对中文特别重视。中文和数学是最主要的主课，一星期至少五堂。小学课本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的，第一课就是“小猫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