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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贾拥民译《宇宙的主宰—哈耶克、弗里德曼与新自由主义政治的诞生》

汪丁丁

?涌现秩序（emerging orders）怎样表达，我相信，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哈耶克（Paul Lewis，2012，“emergent properties in the work of Friedrich Hayek”《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Organization》vol. 82，pp. 368-378），也同样困扰当代研究复杂现象（包括演化社会理论）的学者，而且尤其因为意识到这一问题的深刻含义，与欧陆和英美的其它思想传统相比，哈耶克更欣赏苏格兰启蒙时期的经验主义传统（F.A. Hayek，1958，“freedom，reason，and tradition”《Ethics》vol.LXVIII，no. 4，pp. 229-245）。

首先，根据哈耶克的描述，将“复杂现象”区分于“简单现象”的认知特征在于，微观层次的行为主体不可能预见哪怕是服从最简单规则但数量极大的行为主体之间相互作用之后涌现出来的宏观秩序的样式，尽管他们可能事后理解这些样式（F.A. Hayek，1963，“rules, perception and intelligibility”，《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vol. XLVIII，pp. 321-344；F.A. Hayek，1964，“the theory of complex phenomena”，in M. Bunge，ed.，《The Critical Approach to Science and Philosophy: Essays in Honor of K.R. Popper》，pp. 332–349）。其次，哈耶克相信，语言、人类的社会网络、每一个人脑内大量神经元的交互作用网络，这三类现象是复杂现象的经典案例（G.R. Steele，2002，“Hayek’s sensory order”《Theory and Psychology》vol. 12，no. 3，pp. 125-147）。最后，哈耶克试图论证：（1）存在“模糊型”与“清晰型”这两种不同的人类头脑或心智结构，（2）与清晰型头脑相比，模糊型头脑更富于原创性，因为，（3）脑内的创造性过程是一种复杂现象（F.A. Hayek，1978，《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Politics，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从最简单的社会网络仿真不难看到，只要存在奈特所说的“不确定性”（而不是“风险”），并且只要相互作用的行为主体数目足够大，则不论行为规则多么简单，仿真研究者不可能预见微观行为的宏观秩序。哈耶克试图论证的，在引入哪怕是最少量的奈特的不确定性之后，更可能获得清晰论证。为什么哈耶克必须假设有数量极大的行为主体服从哪怕最简单的行为规则？数量极大，意味着不可预期的小概率事件必定发生，相当于引入了奈特的不确定性。杨格（Peyton Young）在1990年代得到的一个著名结果是，在随机过程的作用下，两个具有完备理性的博弈参与者相互观察对方策略的“学习过程”可以不收敛或收敛于错误的均衡（H.P. Young，2007，“the possible and the impossible in multi-agent learning”《Artificial Intelligence》vol. 171，pp. 429-433；D.P. Foster and H.P. Young，2001，“on the impossibility of predicting the behavior of rational agent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vol. 98，issue 222，pp. 12848-12853）。因此，对于复杂现象之发生，与奈特不确定性的作用相比，个体理性是否完备并不很重要，或者说，理性不完备只是奈特不确定性的另一种表达，例如，表达为“C-D gap”的有限理性（RonaldHeiner，1983，1985，“the origin of predictable behavior”《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达（Alfred North Whitehead，《Modes of Thought》，Lecture Two“ex pression”）。怀特海的意思是，凡重要的，总要表达。面部表情、手势、声音、语言、文字、行动、情绪、群体行动和政治、战争和契约，凡有所表达的，都有重要性。绝大部分感受，不能获得而且可能永远不能表达（GeraldEdelman，2006，《Second Nature: Brain Science and Human Knowledge》）。许多被意识到的表达可称为“presentation”（呈现），或“representation”（再呈现）。虽然，还有许多呈现或再呈现的重要性，从未被我们意识到。

要概括无数具体的表达，荣格尤其重视“符号”（Carl Jung，1960，《Man and His Symbols》），他相信符号能够涵盖全部文化及其意义。关键是，人类或许永远只能理解符号的一部分涵义（Roy Wagner，1986，《Symbols that Stands for themselves》），而由符号激发的精神过程的绝大部分是无意识的——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参阅《The Collected Works of Carl Jung Vol. IX: 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Second Edition）。脑科学进展到Ralph Adolphs提出“社会脑”概念以来（RalphAdolphs，2009，“the social brain: the neural basis of social knowledge”，《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Vol. 60，pp. 693-716；Tania Singer，2012，“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social neuroscience”，《NeuroImage》Vol. 61，pp. 437-449），符号互动论与社会交往理论获得了脑科学术语的表达。符号的涵义在社会交往中呈现于具体情境，孔子解仁，只在《论语》描述的那些具体情境之内阐释这一符号的涵义。完全脱离情境的符号，蜕变为“指号”（signs）。可以认为，符号是历史性的，而指号是逻辑性的。也因此，符号涵义是不可穷尽的。于是，符号涵义在历史过程中的呈现，与社会交往和人类的实践活动，有了密切联系，它们一起构成海勒女士阐释的“文化创造”过程（Agnes Heller，2000，《The Three Log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Double Bind of the Modern Imagination》）。

涌现秩序是历史过程，因为这些秩序只能通过“历史”（一系列的事件）呈现自身。斯密恪守“有限理性”原则，他从未将他对具体情境的政治经济分析扩展为一般原则，他始终对“体系之危险”（the danger of system）保持警惕。事实上，斯密的这一态度是苏格兰启蒙时期经验主义传统的心理特质。就斯密而言，这是一种源于斯多噶学派的身心修养。或许受到博兰霓（Michael Polanyi，1966，《The Tacit Dimension》）的影响，哈耶克对斯密的经验主义态度有一种远比同时代人更深切的理解。根据哈耶克的（或他尚未清晰表述的）理解，涌现秩序几乎是不能表达的，至少不能用统计方法来表达（参阅哈耶克“复杂现象论”，第4节“统计学在处理模式复杂性上的不当”，《哈耶克文选》冯克利中译本）。如果一颗清晰的头脑试图将某一新观念的全部内涵逻辑地表达到排除了任何隐秘知识的程度，那么，这一新观念的“新意”就将完全消失。因此，哈耶克相信，与创新过程相适应的是模糊型头脑。

与模糊型头脑相对而言的，是弗里德曼的以清晰和锐利著名的头脑。然而，如上述，我相信，过于清晰和锐利，不利于秩序涌现，在脑内，就是说，不利于隐秘知识或新观念或新的重要性感受的表达。如果说，清晰型头脑的这一性质在经济学领域内远比模糊型头脑更占优势，那么，在政治领域可能恰好相反。因为，具有原创性的政治秩序是从奈特（Frank Knight，1942,“science, philosophy, and social procedure”《Ethics》Vol. 52, no. 3, pp. 253-274）论述的“社会过程”中涌现出来的。

读者在这部关于新自由主义政治及思想史的作品中，不难看到复杂社会的涌现秩序其实极难被头脑清晰的经济学家感受、表达、和理解。或许因此，新自由主义政治在当代人类迅速复杂化的社会现实中遭遇了多重挑战。或许也因此，新自由主义者应感谢他们偶然有了一颗如哈耶克这样的模糊型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