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记者 孔令钰

 

梳理此番风波始末可以发现,官民沟通不畅,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对污染项目的天然恐惧等问题若无良策化解,类似事件不会根绝

 

杭州市公安局官网发布最新消息,杭州警方已于5月12日拘留53名犯罪嫌疑人,并对7名在网上散布谣言人员作出拘留5至10天的处罚。

 

一场反对垃圾焚烧项目的邻避运动正趋平息。梳理此番风波始末可以发现,官民沟通不畅,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对污染项目的天然恐惧等问题若无良策化解,类似事件不会根绝。

 

风波起于“秘密开工”

 

这场风波始自5月7日。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村民通过微信获知有车辆运输机器要进村,“垃圾焚烧发电厂秘密开工”的消息由此在中泰乡24个行政村中流传。当晚9点,上万居民聚集在拟建垃圾焚烧厂的地点,并打出“坚决反对杭州中泰乡建垃圾焚烧厂”的标语。

 

5月8日,抗议持续,有人将锅碗炉灶等物带入焚烧厂拟建地。当天杭州市召开垃圾处置专家媒体沟通会,邀请四位专家就焚烧技术、标准设置、国外经验等问题进行解答。

 

9日,余杭区政府针对九峰聚众事件,发布《关于九峰环境能源项目的通告》,承诺项目若无履行完法定程序和征得大家理解支持,一定不开工,并会在项目前期过程中,邀请当地群众全程参与,希望广大群众不要再集聚。

 

然而通告并未劝散人群。10日下午,手持标语的村民涌上高架桥,致使车辆被堵。特警出动维持秩序。当晚,村民与特警发生冲突。据杭州市公安副局长边卫跃描述,有不法分子趁机打砸车辆,围殴执法管理人员和无辜群众,多名警民受伤,数辆警车被掀翻。

 

暴力冲突在11日凌晨平息。随之余杭区人民法院等要求聚众堵塞交通、毁坏公共财物、行凶伤人、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行为者主动投案自首。余杭当地电视台公布画面,列出15位嫌疑人照片,敦促其自首。

 

“对抗”早有伏笔

 

2012年8月,九峰垃圾焚烧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由市发改委、环保局、规划局等部门领导组成,时任杭州市委书记邵占维担任组长。次年10月,该项目公司——杭州九峰环境能源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金4.95亿元。同时委托杭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开展选址论证报告编制工作。

 

杭州市民对此垃圾焚烧项目是何态度?从四个已建成垃圾焚烧厂屡遭投诉的命运即可见一斑。据中新社,滨江绿能垃圾焚烧厂周边居民曾自发组建qq群,力促其搬迁,并阻止二期项目开建。

 

2014年3月底,《杭州市环境卫生专业规划修编(2008-2020年)修改完善稿》在市规划局网站公示,规划将垃圾处置区块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部分,九峰垃圾焚烧项目是设施之一。

 

选择九峰,领导小组认为,九峰垃圾焚烧发电厂拟建址原先是一个矿坑,在山谷里,离居民区相对比较远,是西部片区内相对合适的一个位置。

 

当地居民通过不同渠道对此表达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尽管该地块较为偏僻,但毗邻众多水源地,还是重要的茶产地,不适宜建此项目。此外,二恶英、臭味,还有垃圾车可能造成的交通堵塞,都是其忧虑之处。

 

2014年4月,杭州市公示2014年重点规划工程项目,包括在中泰乡建造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该项目计划一期日烧垃圾3200吨,二期日烧垃圾5600吨,建成后将成为亚洲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厂。

 

连续两个项目公示文件,刺激了居民的敏感神经。4月24日,居民们向杭州市规划局提交了一份2万多人反对建厂的联合签名,52人提出对《杭州市环境卫生专业规划修编(2008-2020年)修改完善稿》公示听证的申请。杭州市规划局出具书面答复,称将对这些申请材料予以承办和答复。

 

该回答并未让居民安心。媒体报道,居民们曾到中泰乡政府、余杭区政府及杭州市规划局等部门反映,但都未得到回应。

 

垃圾困境

 

在政府与民众的沟通矛盾背后,是新增垃圾与处理能力之间的矛盾。不惟杭州,全国诸多城市已遭此问题困扰多年。

 

据市城管委统计,近年来杭州主城区生活垃圾年增长量约10%,而处理能力却自2007年起没有任何增长。

 

2013年,杭州市区日均垃圾处理量位8456吨,其中4个垃圾焚烧厂处理量为3529.21吨(设计日处理量为3050吨,实已超负荷),多出来的垃圾基本由天子岭填埋场处理。

 

天子岭设计日处理量为2671吨垃圾,最高日填埋量实达5408吨,已两倍于其设计能力,这将迅速缩短其寿命。据《杭州市环境卫生专业规划修编(2008-2020年)修改完善稿》预测,到2020年,杭州市区日均垃圾量为12000吨,若无新增垃圾厂,那时天子岭也将寿终正寝,那么每天会有近万吨垃圾无法处理。

 

为解决“垃圾围城”问题,杭州市也推行过垃圾分类等方法,自2010年3月起启动垃圾分类试点。一些社区还尝试“实名制”,希望可以强效规范居民行为。■

 

火线评论

垃圾焚烧厂必须取信于民

 

记者:宫靖

 

近年来,中国各地发生了多起因建设垃圾焚烧厂而发生的“邻避运动”。在这些事件的另一面,是中国经过几十年城市化发展后,传统的填埋处理垃圾方式已无法满足需求,“垃圾围城”问题严重。

 

中国急需通过发达国家民众广泛认可的焚烧方式,解决“垃圾围城”。仅“十二五”期间,中国就要新上马200余座垃圾焚烧厂。

 

矛盾如此尖锐:多数大中城市需要垃圾焚烧厂,但选址地的居民不希望对多数人有利的厂子建在“自家后院”而让自己受害,“邻避运动”由此一再发生。

 

怎么办?学习发达国家垃圾焚烧厂就可以了。欧美国家,日本,中国的台湾地区,都将垃圾焚烧厂建在主城区,有的甚至离城市政府很近,但很少有居民反对。

 

但十几年了,中国就是学不像。几乎每个垃圾焚烧厂开建前,所在城市的政府工作人员、技术人员都会赴国外参观、学习。他们回国后,不是在城区而是在郊区,建设一个模样、技术与国外差不多的垃圾焚烧厂,却依然遭到居民抵制。

 

到底哪里出问题了?问题其实不在垃圾焚烧厂本身,而在厂外。首先,于2002年实施的中国的垃圾焚烧标准远远落后于欧盟标准,更与这些地区的一些城市自定标准差距极大,这给人一种中国垃圾焚烧即便合规也污染很大的坏印象。

 

其次,建厂过程中的立项、环评、开工往往不够透明、不够公开,更不够亲民。像杭州此次事件,项目还在环评过程中,但项目地址所在的地方却在实施一项矿坑修复工程,部分居民由此认为这种行为实质上是在动工。

 

第三是垃圾焚烧厂建起来后,环境数据要么不公开,要么公开有限、滞后。

 

第四,垃圾焚烧厂的污染数据基本上是企业自监自测自公布,没有当地环保部门和企业之外的、公众信任的第三方,来监督这些数据的真实性。

 

第五,一旦发生垃圾焚烧厂污染,公民的法律救济渠道不畅通。法院往往不会受理他们的案件,他们更难有证据证明自身损害与垃圾焚烧厂有关。曾有极少的案件被国内法院受理,但结局基本是居民败诉。

 

在上述各外因之下,中国诸多城市就大规模开建垃圾焚烧厂,遇到抵制其实有其必然性。

 

中国要想真正走上垃圾焚烧之路,必须要改进制度,真正取信于民。

 

一个好消息是,千呼万唤的垃圾焚烧标准近日已在环保部环节通过,参与制定标准的专家认为这是一部与欧盟标准差不多严格的标准。

 

但仅改标准还不够。杭州的垃圾焚烧厂,其实实施的标准严于国标,近似欧标,但仍发生了“邻避运动”。显然,中国的垃圾焚烧处理厂立项、选址、环评必须要真正严格起来,透明、亲民。

 

现有运行的垃圾焚烧处理厂要为后来者作好示范,要敢于引入第三方和公众来监督污染物数据,数据公开必须及时、真实。

 

政府环保部门要重视公众关于现有厂子的一切投诉并妥善处理。当然,法律救济渠道应随时为受损者开放。法官要独立办案,敢于让一些真正受损者赢下官司,让不法污染者付出应有代价。

 

最后,奉劝各地政府不要再以垃圾焚烧“无污染”为说词说服民众。承认污染,正视污染,给附近民众以“邻避回馈”“邻避补偿”,让附近民众的收益大于危害,才是正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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