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岁的何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他喜欢背个双肩包，体态圆润，长着娃娃脸，这样的外形不容易分辨年龄，以至于有一次，在地铁里，这位法官被问路的阿姨唤作“小朋友”。
跟大部分机关人员一样，何帆清晨一到办公室就要处理各种各样的文件。他很忙，在下午下班和晚上加班之间，抽出了晚饭时间跟我交谈。
当我问他这些年一共出版了多少本译作时，他说，“这得数一数。”他拿起赠我的新译著，对着译者介绍算了一下。“2008年到现在，一共出版了9本。”这是一个惊人的译介数字。考虑到他在最高法院承担的繁重公务，简直可以用“叹为观止”来形容。
与许多从事人文社科领域研究的人一样，本科学经济学的何帆不喜欢数学，在考研时，他改选了法学。“学经济学的人喜欢通过数字解释社会现象，但中国还不是一个完全用制度治理的国家，无法通过经济学模型打造一个理想模式。相比之下，法律似乎更有用武之地。”
改换门庭的考研之路，并非一路坦途。第一次考研，他没能考上。机缘巧合，他进入武汉市公安局，成为一名警察。因工作需要，他被下派到巡逻民警处锻炼。一年后，他调入经济犯罪侦查处工作，同时如愿考上法学院，在职攻读硕士。2006年，何帆博士毕业，进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他做过刑事审判，后来就职于司法改革办公室，工作之余，偶尔从事法政作品著译。
译介工作让他找到了一种相对合适的表达方式。他有一个习惯，每翻译完一本书，都会很认真地写一篇译者导言，介绍这本书的作者、内容，以及与当下中国的关联和意义。在众多译者导言中，他认为最能体现其思想的是他为《美国最高法院通识读本》一书撰写的导言。
“化繁为简地传播常识，与呈现事物本身的复杂和纠结，其实并不对立。相反，复杂本身亦是常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问题上，林达老师有一段话深合我心，她说：‘在介绍美国时，切忌走向简化的颂扬。偏颇的介绍不利交流，反而可能引出幻想，容易在环境破灭后走向另一个极端，难以冷静客观地剖析对方国家发展中的各类复杂因素。这绝非交流之道。’在她看来，介绍同一个理念和制度，需要考虑它在不同时间、条件、地点下遭遇的不同困境，强调制度在历史发展和现实运作中的复杂性。”而这篇导言的题目“传播通识，呈现复杂”，正是何帆对自己译介工作的定位。
何帆送给我两本书，除了《美国最高法院通识读本》，还有一本《五位首席大法官》。他翻译的题材，以美国最高法院居多。但他在《五位首席大法官》的导言中写道：“如果总是局限于一种题材，读者会审美疲劳，译者也难免陷入知识结构的窠臼。《五首席》是我翻译的第7本美国最高法院题材著作，如果没有意外，也将是最后一本。”
新题材的翻译作品很快会面市。他手头正在翻译的是《十二怒汉》的剧本。电影《十二怒汉》在电影史和法律史上都具有其经典性。“有人说，《十二怒汉》体现了美国陪审团的靠谱，避免了一起冤案的发生。我倒觉得，《十二怒汉》体现了陪审团的不靠谱，因为在影片中，主人公之所以力挽狂澜，靠得是一系列小概率事件。”
同样的，何帆打算在《十二怒汉》剧本前附上一篇译者导言，系统梳理英美陪审团制度的历史。“我想借助这个剧本，谈一谈中国究竟适不适合搞陪审团，具不具备搞陪审团的土壤。”
今年元旦，何帆开通了微信公号“法影斑斓”，“用于推广新知共识，分享书情影讯。”传播法律通识，是他所乐意为之的事情。
通过翻译探讨现实
工作这么忙，为什么还能翻译这么多书？时间都是怎么安排的？——这是许多人对何帆提出的问题。“我在微信上做过一个统一答复。我要是想敷衍你，完全可以说自己是统筹规划，合理安排时间，但事实并非如此。其实，适应一项工作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浸泡久了，速度自然会上去。我刚开始翻译美国司法著作时，主要是和两种‘不自信’做斗争。一种‘不自信’是把英文转化成中文的能力。另一种‘不自信’是对相关制度的了解程度。我最开始翻译《九人》的时候，原文有一句话的意思是‘加快死刑案件的审理进度’，我望文生义，直接译成了‘加大强制执行力度’。根本就是两码事，却被我混为一谈。别人那是专门针对死刑案件谈的，我扯到‘执行’去了。所以，如果你不了解别人语言的背景，挺简单的一些词，就容易翻错。刚起步时，两三百个字，要花上一天的时间去琢磨。这些年一本本翻下来，知识背景都很了解，字词含义也很熟悉，所以翻译速度也在加快，就是工作越来越忙，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少。”
近年来，许多学者乐于做美国常识的译介。“在那个时代，为了更便于大家理解，有些呈现和介绍是比较单向度的，突出美国某一方面，比如自由派的一面。但美国其实是很多元化的国度，结果有人到美国一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便又去否定早期启蒙的努力。我觉得，这是挺可惜的。”
《九人》是何帆翻译的第一部关于美国最高法院的作品，作者杰弗里·图宾是倾向于奥巴马的自由派。“我写译者导言的时候，可能是受他的影响，也有点儿偏自由派。但后来认真阅读了最高法院一些判决，发现不能简单去看这个问题。有人说，美国是9个大法官说了算的国度，老百姓都很尊重大法官。其实也不全是这样，对这9个人也有很多批评。保守派会批评自由派的法官，自由派会批评保守派的法官。每个人基于自己的价值观会得出不同的判断。一个人反对死刑，也可能支持堕胎。他会认为堕胎是妇女的自由选择。在他眼中，胎儿不是生命。反对死刑是因为一个人没有剥夺另一个人生命的权力。有的人要么把美国大夸一通，希望全盘照搬。有的人则把美国批得一钱不值，这都不科学。无论赞美一个制度或贬低一个制度，你首先得充分了解它，否则赞美和贬低都是廉价的。”
何帆翻译的著作中，以《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最广为人知。“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这句被印在封面上的话，最早因为一位媒体人的引用而广为人知。这句话来自于法国《费加罗报》的报头。此书翻译完之后，封面设计久久定不下来。在美编的图库里，何帆发现了一张众人读报的图片，其中一位叼着烟的先生，手中展开的正是《费加罗报》。
何帆认为，许多人更关注这本书前2/3关于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内容，而对后1/3有所忽略。后1/3强调的是，我们该如何定义和对待“公众人物”，如何避免新闻监督变成了侵犯公民隐私的工具。“美国法官之所以降低对‘公众人物’名誉权、隐私权的保护规格，是因为‘公众人物’主要是政府官员，允许人民批评‘公众人物’，更有利于推动公众、媒体‘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可在我国一些法官手中，相关概念更多成为装饰判决书的‘西式甜点’。当原告是手握实权的政府官员时，舶来理论就不见踪影了。”
在中国的书店里，缺乏本土作者传播法律通识的原创作品。许多人具备深入浅出说理的能力，但这样的题材容易跟政治挂钩，一不小心就敏感了。何帆在翻译法律题材作品之外，也小心翼翼地写一些东西。比如，《我们该如何谈论死刑》。“我自己审理过一些死刑案，但我不太说这些事。有一句话叫“判决之外，法官无语”，你把判决书写好，把道理说好，之后就不要再多说。”
“判决一个人死刑的话，会不会有心理负担？”我问何帆。
“如果有心理负担的话，那说明这个人不该死。如果你觉得这个人不该死，又判他死刑，那就有问题了。”何帆答道。
“关于堕胎的书，关于持枪权的书，美国人会非常感兴趣，但在中国，没人会关心这些问题，没什么好谈的。”死刑、言论自由、公众人物的隐私、沉默权等等，和中国现实更密切，这也是何帆在译介外国作品的时候有意识的选择——通过翻译对中国现实问题进行探讨。
法官能做什么？
2012年5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的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来华，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进行了一次讲座。何帆作为布雷耶所著《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一书的译者应邀参加。事后，他把讲座视频配上字幕，传到视频网站。出乎意料，这个视频大受欢迎，在微博上被转发超过万次。他也因此意识到，司法文化被传播的重要性和可能性。
C-SPAN是美国的一家非营利电视台。2009年，C-SPAN拍摄纪录片《最高法院》时，提出采访美国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出人意料的是，大法官们全部同意接受采访。此纪录片的话题涵盖美国最高法院的职能、传统和规则，大法官们面对镜头阐述了自己的司法理念、行事风格与个人偏好。访谈被集结成册——《谁来守护公正：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访谈录》。何帆翻译了这本书。“译完此书，最令我感慨的，是大法官们在访谈中流露出的焦虑和担忧：当司法权威逐渐变弱、司法公信受到怀疑时，如何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法院的工作、理解法官的职责，进而明白司法独立的重要性，成为‘大法官说了算’体制的坚定拥趸。面对隐忧，大法官们没有选择继续在‘神坛’上布道，而是离开‘大理石神殿’，走进中学、大学校园或媒体演播室，用最平实、浅显、诚恳的语言向人民宣讲：在最高法院这条‘流水线’上，作为最终产品的‘公正判决’是如何生产出来的？一个拥有3亿多国民、上千枚核弹的超级大国，司法公正为何交由9个人守护？人民又凭什么信任这9个人的司法能力和职业操守？在此过程中，美国人民也见证了这些守护公正者的法治信仰和人格魅力。”
法院是干什么的，法官是干什么的？——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其陌生程度并不比美国人低。
前段时间，国内有一次“最美基层法官”的评选，何帆从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当然，许多基层法官非常可爱非常辛苦，但这种评选应该是多元化的，应该突出法官不同层面的品质。很多地方评选出来的法官，不是卧病在床，就是过家门而不入，面临各种困境。网上有法官调侃说，这不是选最美法官，是选最惨法官。”玩笑归玩笑，大家担心的是，这样“比惨”的评选会让老百姓更不敬畏法官这一职业。“法官看上去都是底层屌丝，同行看了内心悲凉，学生看到了，觉得当法官没前途，不如挣大钱去。”
何帆认为，我们对于司法文化的公共传播还很欠缺。而对于翻译这种方式，除了信达雅之外，还得具备专业性、将外语转化成母语的修辞能力、好奇心，甚至是奉献精神。翻译是一份收入很低的工作，每千字翻译稿酬在70元到100元之间。“而且，翻译作品并不算作学术成果。”何帆尊重那些老一辈翻译家，并以此为榜样。“他们那一代翻译家，许多人都是大学问家。”
何帆主编过大法官传记译丛。“我们年轻的时候，缺乏一种指引，所以我后来组织翻译了一些法官的传记，希望给年轻人参照。”他计划中的收官之作是翻译美国法官勒尼德·汉德的传记。“版权早就买下来了，七百多页，是个浩大的工程。这本书既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是一部很好的专业作品，被称为美国司法史上的《战争与和平》。我很崇拜他，他是真正的‘技术流’，不受意识形态的约束，对法律、对社会、对自己内心的良知更负责。”
忍一忍就过去了
这些年，何帆因为翻译收获了名声，也引来一些非议。比如说，有人认为他没什么创作能力，只懂翻译；只懂美国，不懂中国。
最近，何帆在微信公号上发了一篇文章《最高人民法院史——时间开始了》引起了广泛关注。为什么写这个？“你们既然说我只懂美国，我就去采访一些退休老法官，核对当年的一些资料，然后整理出来给大家看看。我的本职工作就是司法改革，但越是如此，越不能随便讨论中国司法的问题，我不是不懂，只是不方便写。”
在体制内，翻译带来的名声，不见得全是正面作用。“一个体制内的法官，开公微、搞翻译，肯定有人说闲话，这都是很难避免的。但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上，不要有太多束缚，有些事该做就做。”
何帆说，自己身边许多法官都有理想主义，有情怀，体制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么铁板一块，警察行业也是一样。“在读书方面，对我启蒙最大的两个人都是警察。”
1999年，当巡警的那一年，何帆跟一位北大中文系毕业的警察一起租房。那位警察的书高高地堆在床边，垒成一座书墙，晚上经常听到轰隆巨响，是因为书墙倒了，把那位老兄埋在书堆里。“我从他那里看到王力、汪曾祺、钱理群等老一辈人写的东西，获益匪浅。后来我在万圣书园选书，偶然看到钱理群先生，像个小粉丝一样冲过去要签名。”还有一位警察同事，带何帆去武汉三镇到处找《方法》杂志。“读了《方法》，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不同思想碰撞的平台。”
许多年之后，何帆翻译完《九人》，在序言里写道：“我想把这本译著，献给一名警员编号曾经为4214506的武汉警察。”有的读者看到这句话，在网上问他，这位警察是你的好朋友吗？还有人问，这位同志是牺牲了吗？
1999年，何帆在武汉当巡警，经常三班倒。最痛苦的一个班，是晚上12点半上班，凌晨3点50下班。他不知道自己会做多久巡警。一年？两年？还是更久？“实际上，当时跟我一起进公安局的人中，有的现在还是巡警。”
何帆是因为没考上研究生才当了警察，而且，当时的女朋友也分了。某个冬天的晚上，到了3点半，快下班了。突然，有人报警，一辆外地的大卡车，装了一车橘子，在一个路口翻车了。
接到报警的何帆去往现场。司机是个年轻人，受了点伤，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旁边是一些跃跃欲试想抢橘子的路人。“我挎着枪站在那里，等交警来了，才能走，但交警死活不来，我都快疯了。”12月的武汉，寒风刮得像刀子一样。
“当时觉得真是凄凉，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何帆说，“学经济学的同学大都去了银行和证券公司，我当了警察，还是巡警，当巡警也就罢了，还不是跟犯罪分子搏斗，大冬天的凌晨3点钟，看着一车橘子。”当时他的警察编号就是：4214506。
一年之后，何帆考上了研究生，几年之后，他读了博士，进入最高法院工作。有人问他，给某个时候的自己说一段话，你愿意回到什么时候去？“我说，我想回到守橘子那个场景，拍拍那哥们的肩膀说，忍一忍就过去了。”
说到这儿，他笑了，一切都已过去。现在他更愿意朝着“燃灯者”的方向努力，这也是他自创的翻译丛书的名字。扉页上印着一句话：“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燃亮灯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