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 | 复杂多面的“新疆问题”

【编者按】5月22日，新疆乌鲁木齐再次发生爆炸事件，这是三个月内第四起暴力事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新疆读书工作、现在暨南大学执教的姚新勇教授基于切身的生活经历和多年观察认为，宗教困境、民族政策的失效与文化认同的断裂、社会发展的现代性问题，以及公众和舆论的误解，共同造成了“新疆问题”的复杂性。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14年4月刊，经作者授权，FT中文网重新刊发，以飨读者。

2014年3月1日，来自新疆的暴力恐怖分子在昆明火车站所制造的恐怖惨案，公然挑衅了人类的基本底线。这是继去年10月天安门恐怖袭击案件之后，又一起发生在内地的涉疆暴恐案件。而疆内的类似案件就更为频繁了，据有关部门统计，仅去年一年在新疆所发生的暴恐案件就达二百余起；09年以来，新疆每年打掉的危害现行组织团伙案都在百起以上。笔者去年6月所指出的“新疆暴力问题”内地化的担忧，没有想到会以如此之快的速度成为事实。相信很多人会迷惑，为什么新疆的情况似乎仅仅在短短的五六年内，演变得如此迅猛剧烈？新疆究竟怎么了？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

要想良性解决“新疆问题”，首先需要认识到所谓“新疆问题”的错综复杂性，切忌简单化、单方面的解读。“新疆问题”的原因，包含着历史与现实、世俗与宗教、经济与政治、民族文化差异、地缘等诸多内外部因素。

综合而言，它带有古老地区性宗教冲突（圣战）的现代变种的色彩，具有现代泛突厥、泛伊斯兰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当代继续的性质，是多民族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文化认同断裂的暴力表现，是新形势下国家制度及民族政策失效的征兆，是国家及新疆内部现代化发展尤其是不平衡、欠公平发展刺激的产物，是文化失范、社区尤其是乡村有机结构坍塌的结果，是全球化浪潮及国际（地缘）政治因素的刺激、作用或干预的效应，也是境内外过度反应的放大与扭曲。这一切加之新疆绿洲生态的脆弱性，就决定了所谓“新疆问题”注定是复杂的、长期的。

古今宗教困境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多种文明、文化、人种、民族、部族、族群在此汇聚，它既沟通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融会，同时又始终被来自于东西方的势力所撕扯。现在人们所指认的以维吾尔伊斯兰信仰为主要代表的地方性民族、文化特征，即便是从公元九世纪的喀喇汗王朝的兴起算起，也是经过了千余年的不同种族、宗教、文化间的冲突才逐渐而成的。在这千余年的历史中，新疆不仅发生过对佛教徒等“异教徒”的宗教圣战，而且伊斯兰教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也惨烈频繁。例如当代优秀维吾尔族作家亚森江·斯迪克先生的《魔鬼夫人》，就形象生动地展示了长达二百余年的黑山派、白山派的血腥冲突。

黑山、白山两教派的开创者，系中亚伊斯兰教苏菲教派领袖玛合图木·阿杂木。阿杂木归真后，其长子和幼子“为争夺教权，各立派系，明争暗斗”。幼子伊斯哈克·瓦里和卓于16世纪70年代进入叶尔羌汗国（首都在今喀什沙车）传教，创立了黑山派，成为当地主要教派。而长子玛木特·额敏的儿子玛木特·玉素布和卓，也在17世纪20年代初进入叶尔羌汗国传教，形成了白山派势力。两教派师出同门同宗，最明显的差异不过是一派戴黑帽子，另一派戴白帽子而已。通过亚森江先生的笔墨我们看到，两派领袖为了争夺教俗权力与财富，在天山以南地区利用或制造叶尔羌汗国国君与其子女、大臣们的矛盾，鼓动信徒们相互仇杀，进行了长达200多年的血雨腥风的教派之争，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也直接摧毁了古代叶尔羌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