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18道作文考题，几乎篇篇被吐槽，这是对出题者简陋思维，以及对看上去充满写作自由的“角度自选、题材不限、标题自拟”的极度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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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冉云飞
九年前，我写过一篇长达一万二千字的文章《椎心伤神五十年：高考作文之我见》，用44年（1949年至1966年，1977至2005年）131篇高考作文题，来对高考做了出题方式、内容类型等方面的数据与学理分析。出题内容类型粗略可分为政治类、道德类、励志类、其它类（包括生活、泛道德、泛政治等内容）四部分，至今看来，仍算是对05年前几十年高考作文分析较为全面和深入的文章。
2005年至今年的高考作文，我都有关注，但并没有做比较仔细的分类统计分析。不过从整体上看，高考作文题基本没有了政治类（但今年的湖南高考作文可视为政治类）、少了道德类的考题，但励志类的心灵鸡汤却依旧大行其道。这也是剪刀加浆糊的励志书，以及像于丹这类以心灵鸡汤掩盖不公现实的犬儒行为之书籍，在中国十分走红最为广大的受教基础。
非常露骨的类同社论、指示、文件、讲话、发言、通知之类的高考作文题少了，但意识说教类的东西依旧不少。这样的说教是以什么方式出现的呢？这是我此前在《椎心伤神五十年：高考作文之我见》一文里基本未涉及到的。也就是说非黑即白的简陋思维及逻辑混乱，在考题中不时出现。
此种非黑即白的出题路径在此前固然很常见，但这几年包括今年的高考作文题，也并不少。北京考题《老规矩》在强调新旧对比，安徽考题《剧本修改谁说了算》基于编剧与演员利益对立，新课标I卷《两人过独木桥》意在展示资源稀缺的冲突，新课标II《喂食动物丧失觅食能力》强调喂与非喂的对立，上海考题《穿越沙漠和自由》意在强调自由与不自由的纠结（这大约是想要学生写成抹黑自由，说自由不是无边无际的车轱辘文章），广东考题《胶片与数码时代》着眼于胶片稀有与数码之多的不同，山东《开窗看问题》重在雅俗、闹静之争，福建考题《空谷》给出悬崖与桥梁之别，辽宁考题《科技改变生活？》意在表达科技与大自然之斗，浙江考题《门与路》，意在连结与阻隔之是非。
你可以说这些题目也许并非存心在煽惑一种非此即彼，但其实际效果却无疑指向此处，请让我细细道来。
在2014高考作文的十八道考题中，有十道题出得有对立性、争斗性，甚或有着非黑即白的思维套路，占所出考题的56%。这说明我们出题者的思维板滞、僵化，不思考非此即彼之外非常广阔的模糊地带。
非黑即白的思维，是典型的幼儿（类人孩）思维，只有幼儿才把人看成不是好人就是坏人。把人分成好人与坏人，就使得坏人受难乃至被杀死，变得具有不可质疑的“天然正义”，而且从成本管理上讲，非常省事。这样的省事，使得人之生命的消殒变得和死了一只老鼠一样容易。可是我们的书本乃至电影里，总是有这样培养我们国人的类人孩思维，从而完成仇恨教育的内容。
诚如前面所说，如此出题，是便于老师改作文，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出题者视野狭窄、受习惯制约的特点。故意把日常生活中的小概率事件——能想出奇葩小概率难题“老婆与母亲同时落水，你先救哪个”来整死你老细胞的中国人，自然也不难出这样充斥着对立的两难选题，这是不是在暗示我们的生活本来就时常处在二难（囚徒）困境中呢，再高级也不能这么黑嘛——当成时常发生的事件来对待，其实这种非黑即白对立思维，不仅利于培养不思考的懒堕者，还比较容易培养人之好斗和仇恨意识。同时也滋生了不少人没有安全感，以及对生存的恐惧感。
综观2014年全国18道高考作文题，可以从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个从选题角度要求。新课标I、福建、天津考题只要求就教材料作文；新课标II、安徽、重庆、广西4道考题要求“选好（准）角度”、湖北要求选好一个角度；余下10道题为自选角度。
二是从字数限制来看。新课标I、山东、辽宁均无字数限制；北京、江西考卷要求字数不少于700字，余下13道考题均为字数不少于800字。
三是从文体限制来看。安徽、江苏、重庆均限制诗歌，湖南、江西二省考题要求记叙或议论文，余下都是文体不限。
四是从标题来看。除新课标I、福建、辽宁、天津、浙江5考题，没提标题要求之事外，余下13道考题均为自拟标题。
五是从出题类型来看。12道材料作文，余下6道为刚性议论性题。
简言之，从选题角度看，加上没有要求的，角度自选占72%；从字数限制上看不少于800字的占72%；从文体限制来看，不限文体者72%；从标题来看，自拟标题占72%；
从出题类型来看，材料作文占67%。由如上事实可得出以下判断，全国考题在要求方面有很大的雷同性，这也和教育过于集权的现实是相匹配的。不少于八百字的作文，从量与质上来说，所占学生考试时间可能会超过其分值。这是我要对那些要求少于七百字特别是不限字数的作文题加以表彰的原因。材料作文有好处是便于就事论事，便于议论或叙事，但其对学生的发挥与表达，还是限制太多。对此国外的高考作文，我尚且不举，只举1936年北大考题之一“叙述你平日作文所感到的困难，并推寻其困难的由来”、1946年西南联大的作文题《学校与社会》、1998年华东师范大学自考题所出之两首宋人七绝选一首改成一篇文章，均可解此惑。直言之，材料作文太一窝蜂，所占比例过大，只能证明出题者没有创新，从中看出他们的苟且与因循。
标题自拟可以让学生减少原题之束缚，文体不限，可以发挥那些在记叙文、议论文之外如诗歌方面有才华之人的特长，不至于因体裁限制而沉渊暗蔽。
在18道考题中，最为粗枝大意的当数辽宁考题莫属。其题名为《科技改变生活？》，材料作文的标题可议乃至可说不通，因为科技术一般说来都会或多或少地改变生活，改变得好坏与否，那才是可议的。更为不经的是，“题材不限”，如果你较真，亦是让人看不懂的，大约出题者自己没弄懂题材和体裁（其它省的出题者就较聪明，不在体裁与题材上纠缠，径用文体不限或限某文体来说明）之别。
我没有看到原卷是否如此，但如果确如网上所录之“请根据材料写一篇作文，题材不限”，那我只能说辽宁考题既卖矛又卖盾。我们还不说关于题材之精细解释，只简言之“题材是为表现作品主题所用的材料”，那么你所说的“题材不限”与你所给出的作文材料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出题者粗心若此，害学生非浅。倘有学生发现这个漏洞，径直批评出题者，不知这样的学生作文能否得高分？
全国18道作文考题，几乎篇篇被吐槽，蔚为大观，这是对出题者简陋思维，以及对看上去充满写作自由的“角度自选、题材不限、标题自拟”的极度嘲讽。就像北京的《老规矩》一题一样，最容易被吐槽。
你也许会说北京所出之新旧规矩对比的考题，只要求你“自选角度”，给了你一定的个人选择权。但你真敢把“老规矩”、“潜规则”写透，来进行自由发挥吗？这也就是有人虚拟了一位考生，直接在试卷上贴几百元钱来加以嘲讽的原因。他那意思说，爱钱贪财，这才是你们大家遵守的“老规矩”。也就是说，所谓“角度自选”，并不是你的观点就有自由发挥的余地。十几年的应试教育，你还不能体会他们的激励机制何在，还不能体会巴甫洛夫动物学的精髓，那只能让你淹死在“角度自选”里而不能得高分啰。
而四川考题《人只有站起后世界才属于他》——不知出题者出此题时是否想起毛泽东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网络上已经有疯转的《自由比拥有整个世界更重要》一文出笼。一开始作者就说他想起了一位近代作家的墓志铭：请死后将我站着埋葬，因为我活着的时候一直都跪着。下来便历陈中国几十年的灾难，这样的作文当然是网友所写，然后以“零分作文”形式，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因为这样真实写作的文字，在高考时肯定是没有人敢写的，零分也许还不会是最差的结局。遇着思想觉悟高的奇葩老师告发上去，说不定还会受有关方面更高级别的教育。就是你心里有千万头草泥马狂奔呼啸而过，你也要装出按他指引的道路和政治正确的观念来写的用意，否则你就会被它卡嚓于大学门槛之外。虽然上不了大学也没有什么可惜的，但对于众多普通人来说，还是参与官方制定的这个远非公平正义的游戏的好，因为舍此你能参与的游戏实在并不多。
湖北考题《山顶的风景》和天津的《假如有一款芯片》，看上去出得有点多元性的意思，但其老套，也是不难看出的。前者容易让学生套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后者容易让人想起1996年的高考作文《假如记忆可移植》。
如果对几十年来高考作文题出题方式、类型进行数据分析，就不难从类型上来猜中高考作文，来押宝，如此拿好的应试分数，并不是件什么难事。广西考题《老王生病》从选题角度上看是要求“选准角度”，其实这材料是在有意回避医患关系的紧张，以及医保系统的现实缺失。故意用一个老板、医院都肯帮助病人的小概率事件，来掩盖现实的普遍残酷，从而又通过老王来医院做工偿债，解决大家在现实里非常难以解决的医患关系紧张、看病难等具体问题。
“选准角度”是提醒你要“政治正确”，不要批评这个作文材料是用小既率事件来掩盖普遍的现实问题。至于说湖南考题的《心在哪里风景就在哪里》，则是政治兼道德类说教考题的孑遗，这样的考题你胆敢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和不同看法，得低分那是必然的。
为什么每年高考作文出来后，就有很多吐槽者呢？没有网络之前，是没有这样的吐槽“风景”的，因为传统媒体发表权被官方控制。现在有了网络，有不少网络写家把写高考作文，当成用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事，于是出现了不少所谓的“零分作文”。为什么分未打，就出现了“零分作文”呢？那是因为作者和传播者，都知道这样的观念不符合官方的要求，虽然写得真实有趣，比许多得高分的作文，要好得太多。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对现实生活的讽刺与批评，同时也是对中国高考出题者简陋思维的极大嘲笑。
简陋思维是怎么来的呢？除了站队思想和主题先行外，最重要的就是词汇贫乏，描述一种状况或事物，通常只有两个相反的词可用，形成一种言说上的尖锐对立，没有调和的余地。一方面这说明出题者自身对作文的材料给定过于贫乏，让考生缺少选择。这样简单的出题者，以及由此而来的激励机制，根本不可能培养有多元化观念，有绵密思考能力的人。因为出考题者要么是教学生的老师，要么是教老师的所谓“研究者”。他们的知识结构与观念，以及他们的利益所系，都会使他们在出考题时无法度量出考生的真实水平。
更加要命的是，出题者早已暗设了一个你必须如此写的方向，不如此写，便得不了高分。通过这样的分类与刺激培养非黑即白的思维和扁平线性的思考方式。再者，暗含着主题先行的高考作文，不仅便于窒碍思想，而且有利于改卷子者进行分数评判——这方面绝对不是猜测，语文题里众多的客观题和唯一答案，与暗含主题先行的作文套路，完全是配套的。
我们的教育评价体系最先有利于教育官员及机构，然后是老师，最后才是学生，是有整套教育目的观在背后支撑的——再加上简单二分法思维带来了对日常生活的简化与省事，忽略和扭曲了事物的真实及相应的复杂情况，使得简单化思维在我们生活中四处流行。同时，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网络上、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不习惯说理而喜欢谩骂，因为这一切都是我们学校教育包括高考作文造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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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 | 椎心伤神五十年：高考作文之我见
冉按：这是九年前我写的一篇与高考作文有关的长文章，至今为止仍是全面论述高考作文最为深入的文章。虽然看上去很粗疏，但依旧衬托了这个社会的学者浮躁、不研究真问题的本质。我做了四十四年131篇高考作文的分类分析，这些看上去比较枯燥的分析，其实对分析高考作文所承载的价值观，以及出题类型，以及很多学生为何出了社会依旧充满很多假大空的作文腔，从中可出看出其端倪。
由于文章较长，大家可以先转发自存，而在电脑上阅读，比较悠游且不累。今天是今年高考的第一天，也是我女儿考SAT的一天，谨此祝各位学子及吾女考试顺利。2014年6月7日于成都
四九鼎革后，各个阶段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所经受的浮沉跌荡，全凭操权柄者的主观需要定夺一切，大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之势。从隋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至清朝光绪论三十年（1906年），一千三百年间，其间因战乱、改朝换代，科举考试或稍有影响。但像1966年—1976年十一年间大学停招的情形，可谓千百年来之未有。对于生处这个时期的适龄学子来说，真是绝大的不公，青春伤逝，不少人学业无成，对社会来说也是无可追挽的大损失。1951年前政权新定，尚未来得及分身搞统一思想、窒息教育自由的全国统一高考——四九年前是各大学自行招考，没有全国统一高考——因此所谓五十年来的高考作文命题，自然只能取个约数。准确地说，我分析的是1951年—1965年，1977年—2005年，总共四十四年的高考作文命题。
审视过去的历史，从生活的各个方面来观察，国朝五十年来，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真是一个活脱脱的诬妄世界。而考察高考作文命题，看政权对教育中立以及自由的干预，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角度。折腾孩子自然是我们的传统，五十年来的伟大成就，便是将这传统变成了国粹，而作文便是通向这项国粹的方便之门。
一：引子、两次历险
因为业余研究点教育，每年高考前后，仿佛备受优渥，其实就是挨些传媒将你观点拦腰斩断的折磨，登出些前言不搭后语的废话。说白了是自己有心撞上去找抽，怪不得别人。不动脑子，大家都知道高考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优渥待遇，不把你考得七窍生烟，它哪会轻易给你亮出底牌，大名鼎鼎的艾弗森——其绰号是学生考试最喜欢的，因为他是“答案”——可不是随便出来的。如果把高考弄成“欢乐总动员”，让这些不知甘苦的半大小子，白捡便宜，那我们这些成人不是很没面子的饭桶么？虽然现在十三亿人都普及了一个成语，扫盲成就举世独瞩目，它叫与时俱进。但与时俱进在高考面前，像遇着了仓库重地，只能捞着个“闲人免进”。
还好，我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贱得找抽。譬如有回报社约我去谈高考作文，到了报社才知要写一篇作文。最后我把张铁生当作“粉丝”，认作哥们，交了白卷。我不做题，好像省了劲，捡了便宜。结果报社非常满意，因为从效果上看，他们才是真正的赢家，只有如此才能变成新闻。敢情他们一开始非逼我写一篇不可，其实心底里是在给我告矮，就算我们求你了，你行行好，千万别写啊，不然我这新闻怎么炒啊。比考生写作文揣度成人社会的废话套话、大话假话，都来得费劲，真可谓用心良苦。今年高考，本地一家媒体又约我写四川省的高考作文《忘记与铭记》。朋友以为我很坚强，其实我神经脆弱得一塌糊涂，不堪折磨。一个人如同一个国家，稳定压倒一切。你要破坏我的稳定，颠覆我的安全，是何居心？让我再考一次，敬谢不敏。何况当年高考时落下的心理疾患，至今未曾痊愈。从地狱过来的人，你让他再去，除非他喝了高质量的孟婆茶。
二、命题类别概析
古今公文文种，据梁永诲等编的《古今公文文种汇释》所载，约有四百一十七种，分上行文、下行文、平行文、其它四大类。在书中“其它”无法归类的这一类里，他们收入了“八股文”，这样的分类是否恰当和科学，暂不在我的考虑之列。我看了田子霖编著的《八股文观止》中四百八十四篇八股文，无一例外都是代圣立言，可看作“上行文”之一种，但可能因为没有上行文那么具体的有送达人物和机构，因此他们将其编入无法归类的“其它”类之中。但八股文被纳入公文之中，本身反证了八股文不是一种创作，而是一种套路——依傍“四书”，摸拟圣贤，严守起承转合的文法——类同没有多少特点的公文。
公文在我们现今通称为“应用文”，但八股文却没多少实用价值。八股文可憎的面目，历来为人诟病，就连苏轼这样的文章高手，写出来的《王省维岁》、《作周恭先作周孚先》、《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君使臣以礼》等八股文，都令人生厌，了无生趣。至于李维新主编的《天下第一策——历代状元殿试对策观止》里，状元们回答皇帝的考题，虽有皇帝“悉心以对，毋有所隐”、“详切敷陈，毋徒泛泛”的指令，脑袋也不是南瓜，他们哪敢讲什么太真的话，到最后无非是“伏乞天恩，特赐裁择”、 “冒犯圣听，不胜战栗屏营之至”、“臣昧死谨对”的话。这些话没有什么想像力，却很形象，因为我们后人仿佛看到他们回答问题时，恐惧得全身都在发抖，令人难过。
今天的高考作文也承袭古代八股而来，深得代圣立言的传统。从到处空话套话、大话假话的作文来看，似可归入公文之中，因为我们现今不少公文就是做假的典范。但这些作文与八股文一样，除了拿来作为一次性使用品——考试用外，可谓没有任何价值。一般说来，作文命题，从文种来分，无非是说明文、记叙文、议论文等，从文学体裁来分无非散文、诗歌等，但这样的统计看不出几十年来作文命题的实质。我将以命题所涉内容来作些较粗浅的分类——有不少作文命题无法准确分类，不少兼有多种类型的特征——以便明了作文命题的倾向。
励志类：我所报考的志愿是怎样决定的（1954年）、我准备怎样做一个高等学校的学生（1955年）、我在劳动中得到了锻炼（1960年）、路（1977年，浙江）、不到长城非好汉（1977年，甘肃）、在我报考大学的时候、难忘的一天（1977年，宁夏）、攻书莫畏难、青松赞（1977年，云南）、读后感：《画蛋》达．芬奇的故事（1980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982年）、看图作文，漫画《挖井》（1983年）、“致青年同学的一封信”，关于报考志愿的困惑和苦恼（1989年）、《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任意选择或不选择，中心围绕“心理承受能力”（1998年）、田中耕一获奖的启示（2003年春季卷，上海）、相信自己与听取别人的意见（2004年，全国卷一）、遭遇挫折和放大痛苦（2004年，全国卷二）、快乐幸福与我们的思维方式（2004年，全国卷三）、看到自己与看到别人（2004年，全国卷四）、材与非材（2004年，天津）、自己的认识与别人的期待（2004年，重庆）、谈谈对人生、事物的看法（2005年，湖北）、凤头猪肚豹尾（2005年，江苏），共二十一篇。
政治类：一年来我在课外努力地工作、论增产节约的好处（1951年）、我投到祖国的怀抱里来、记一件好人好事（1952年）记一个你所熟悉的革命干部、记你最熟悉的人（1953年）、我生活在幸福的年代里（1956年）、当社会主义总路线公布的时候、大跃进中激动人心的一幕、记整风运动中的一件事（1958年）、我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以后、一位革命先辈的事迹鼓舞着我（1961年）、说不怕鬼或雨后（二者任选一，1962年）、唱《国际歌》时所想起的、“五一”劳动节日记（1963）、谈革命与学习、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1965年）、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1977年，北京）、他像雷锋同志那样、宏伟的目示鼓舞着我（1977年，天津）、“知识越多越反动”吗？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1977年，上海）、心中有话向党说（1977年，湖南）、《一个青年矿工的变化》读后感（1977年，四川）、苦战（1977年，江苏）、《大庆见闻一则》读后感（1977，福建）、难忘的时刻、当我想起雷锋的时候（1977年、江西）、在沸腾的日子里、谈青年时代（1977年，辽宁）、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1977年，河南）、学雷锋的故事（1977年，湖北）、伟大的胜利——难忘的一九七六年十月（1977年，吉林）、每当想起敬爱的周总理、驳“难”、在攀登的起点上、大治之年里的几件小事（1977年，新疆）、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1977年，山西）、难忘的日记、我们要继承革命前辈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1977年，广西）、谈实事求是、在红旗下（1977年，内蒙古）、每当我唱起《东方红》（1977年，黑龙江）、从“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谈起（1977）、难忘的一天、致全国科学大会的一封信（1977年，陕西）、缩写“速度问题是个政治问题”（1978年，安徽）、一份关于改革的摘要、五十年前的今天（1987年，上海），共三十篇。
道德类：“读报有感——关于干菜的故事”（1964年）、改写“陈伊玲的故事”（1979年）、读后感：《毁树容易种树难》（1982年）、论知足常乐（1985年，上海）、习惯（1988年）、我更喜欢、清流与活源（1988年，上海）、看图作文“李雄救人”（1988年，广东）、素材为“玫瑰园的里花与刺”（1990年）、以圆形为物体，写一篇想像以及近墨者黑或者近墨者未必黑（1991年）、要学会关心别人、谈回报（1991年，湖南、云南、海南）、关于社会公德问题，街头雨中一景（1992年）、素材为诗歌《鸟的对话》（1995年）、“我更喜欢”（1996年）、“助人为乐”为主线（1997年）、以“诚信”为话题写篇文章（2001年）、心灵的选择（2002年）、感情的亲疏和对事物的认知（2003年）、包容（2004，北京）、自豪和平凡（2004年，辽宁）、忘记和铭记（2005年，全国卷）、位置与价值（2005年，黑龙江），共二十篇。
其它类：我的母亲（1957年）、难忘的一天（1977年，山东）、“致光明日报编辑部的信”，关于环境污染问题（1985年）、“树木．森林．气候”（1986年）、评《十五的月亮》、2000年回母校（1986年，上海）、关于育民小学游泳训练班的简讯（1987年）、“借书规则”、“借书规则”实施之后（1987年，广东）、我的一点看法、中学生活的回顾与思考（1989年，上海）、史蒂芬研制火车的遭遇（1989年，广东）、欢送老师退休、时间啊时间（1990年，上海）、代拟电报稿一则、我们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1991年，上海）、看图作文、遥远夜空（1992年，上海）、别生活在懊悔之中（1992年，湖南、海南、云南）、关于补课报酬问题（1993年）、找回文具盒和介绍文具盒、帮同学补课该不该拿报酬（北京、湖北、湖南、云南、海南）、介绍“上海之夏”、机遇（1993年，上海）、尝试（1994）、介绍街头或乡村小店、父辈（1994年，上海）、运动会简讯、责任（1995年，上海）、初夏的时令特征、我的财富（1996年，上海）、推荐一部电影、我看课外阅读（1997年，上海）、以“春水”一诗为题、读报有感（1998年，上海）、假如记忆可以移植（1999年）、开考时刻、以“回声”的启示主题（1999年，上海）、答案是丰富多彩的（2000年）、以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题（2000年，上海）、以“世纪交流”为题（2000年春季卷，北京安徽）、如何看待世界（2001年，北京安徽内蒙春季卷）、以“如果我办专栏”为题（2001年春季卷，上海）、以中国的世界文化及自然遗产为题（2001年，上海）、如何看待中外动画片对青少年的影响（2002年，上海春季卷）、以“出发”和“到达”为话题（2002年春季卷，北京与安徽）、以“面对大海”为题（2002年，上海）、以“规则”（含“规则与……”）为题（2002年，北京）、以“水的联想”为题（2003年春季卷，北京与安徽）、以“杂”为话题（2003年，上海）、以“转折”为题（2003年，北京）、以“忘忧草”为话题（2004年春季卷，上海）、以“寻找”为话题（2003年春季卷，北京与安徽）、忙（2004年，上海）、山给你以沉稳，水给你以灵性（2004年，江苏）、人文素养与发展（2004年，浙江）、买镜子（2004年，湖北）、语言与沟通（2004年，广东）、家庭教育（2004年，湖南）、以下列所列的一个人物或文学形象为题作文（孔子 苏轼曾国藩 鲁迅 霍金、曹操 宋江 薛宝钗 冬妮娅 桑提亚哥，2004年，福建）、以“教育方式”为话题（2005年春季卷，北京）、打开心灵之窗（2005年春季卷，上海）、《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2005年，全国卷）、说“安”（2005年，北京）、文化生活三个镜头的影响（2005年，上海）、留给明天（2005年，天津）、筷子、自嘲（2005年，重庆）、以纪念为题作文（2005年，广东）、今年花胜去年红（2005年，辽宁）、一枝、一叶、一世界（2005年，浙江）、跑的体验（2005年，湖南）、以“双赢的智慧”为题作文（2005年，山东）、看两圆形（一稳定，一多变），自拟题目（2005年，福建），脸（2005年，江西），共六十篇。
通过对以上四十四年一百三十一篇——肯定尚有遗漏，不过以后的补充，也不可能影响我对高考作文的基本判断——高考作文的粗疏（因为有些只看到标题，未看到要求及给出的材料，故有可能分类不准确）分类，励志类、道德类、政治类所占比重是很重的，至于“其它类”也或多或少与这三类有关，只是不像上述三类那般用意彰显。
政治类命题集中于1951至1978年的高考作文命题里，占一百三十一篇作文命题的22．9%，党派教育、奴化教育无处不在，在四九年后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励志类占１６．１%，在“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长大为人民立功劳”的教诲下，非励个人之志，而是励那些大而空的虚幻之志，便于把你卖了，还帮着他数钱。仅从一般励志来看，这也是对学生的矮化和幼稚化，是成人社会对学生的不信任。今日举目四望，当我们被胡编乱造的垃圾类励志书包围，很多成人都还靠励志类书活着的时候，教育的不堪更是彰显无遗。道德类占15．2%，从八股文到现在的高考作文命题，道德绑架，奉送精神原子弹，历来就是中国人的强项，这也是代圣立言的作文传统，过于强大而久远的必然反映。
至于占一百二十六篇作文命题45．8%的“其它类”，大致可分成日常生活类、科普（幻）类、社会问题类等。但我认为从命题特性来看，没有上面所分三类突出，这些命题多有泛道德、泛政治的影子。尽管还有意识形态的紧箍咒，统一思想的残酷要求，在窒息着作文命题和学生写作，自由表达的空间还很小，不能发挥学生酣畅淋漓的创造性。但与此前赤裸裸的道德绑架、政治报告、浆糊励志相比，“其它类”作文多出现在近几年的分省作文命题中，这是个相对可喜的变化。这些命题使得考生写作时多了些选择余地，内容的多样性也相对得到了一定的展现。
三、以打假球的方式写作文
有人说，足球都是圆的。我要批评这位仁兄，逻辑不严谨，乱用全称判断，以偏概全。因为据说中国踢的就是方足球，只是处于实验阶段，暂时不宜拿到本国以外让夷狄学习，免得他们侵犯我们的足球知识产权。竟日喊“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人，完全是不顾国情的瞎喊乱嚷，出去了有什么好处，让东南西北夷像咱们中国人一样聪明，岂不是便宜了他们。我们要让他们从世界各个地方冲向中国，找我们教他们如何玩方足球。只要我们愿意，从蹴鞠到方足球，我们都可震惊世界，一统江湖。
按照安替的说法，我邻居是个爱国爱到商周的人。当我把中国正在实验方足球的消息告诉他后，他夜不能寐。但他担心方足球广泛推广后，中国队会逐渐丧失优势。我说，老兄你不必担心方中国足球的魅力和优势，中国方足球有球霸们在辛勤耕耘，东南西北夷一辈子也无法赶超。更要紧的是，中国方足球有东南西北夷不容易学会的最后防线，那就是比赛尚未开始，结果便已然明了。这等要紧处，如同暗伏的机关，好比诗眼文脉，愚氓如他们，怎能体会得出？无知说那是打假球，还是有道者厉害，名之曰中国特色。一旦变成咱中国特色，东南西北夷绝对没辙。
把话像煎饼一样翻过来说道说道，好比数学上的反证法，是特有意思的一件事。上面这段话就可捣腾为，中国足球不是拿来踢的，是拿来搞科研的；不是拿来与人交流的，是拿来自废武功的；不是拿来娱人的，是拿来愚人的。同是一种自废武功的比赛，四九年后几十年的高考作文，和中国足球的比赛，有异曲同工之妙。足球有球霸在左右比赛进程甚至结局，那么作文得分的高低，是谁在支配呢？回答当然是带着意识形态镣铐的出题者。有人立马会说，不对，出题者不可能阅卷，决定作文得分高低的是阅卷老师。但诸位要知道，在中国写作文，立场比什么都重要，哪怕你文采风流，才高八斗，写出来不符合党化奴化效果，不注意政治正确，你所得就只能是低分。设若在那恐怖的年代，还可能因言论而成为自绝于人民的反动分子。换言之，作文还没开写，但方向和内容已然内定，即你所写，无非是为了从各方面证明党和政府是多么伟大、光荣、正确，字里行间一定要表达对他们的效忠以及被他们愚弄的感激之情，这样的内容只要你像填空一样填进去，就不会有错。这就好比，足球尚未开打，输赢已然确定，甚至比分是多少也能轻易搞定。又好比文革时候的“高大全”小说，主题先行，一个正确到令人可厌的小说于斯出笼。
“我生活在幸福的年代里”（1956年），出题者早就用一个肯定句，替你规定了答案，至于是否幸福，那不在他的考虑之列。“心中有话向党说”（1977年），什么话是心中的话，是牢骚抱怨，还是敬呈效忠之辞？这还用考虑吗？除非你有拿自己前途当儿戏的准备。众所周知，诚信的确很重要，所以2001年关于“诚信”的考题，无疑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但你能说在我们这个社会最无诚信的便是政府，引起了整个社会缺乏诚信的并发症吗？该怎么写才能得高分，恐怕没有学生不明白，当今的学校教育真是功莫大焉。三、圣人阉割术
在我的眼中，并无所谓圣人。小子不才，也算读书破万卷，但没读出谁是圣人。张岱的交友原则，便可证明我所言不虚：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按我的话说便是：人没有毛病，不能跟他交往，因为他是个死人；人没有爱好，不能跟他交往，因为他是个冷血动物。只有死人才没有缺点，圣人云乎哉，大抵圣人便是死人，那么泼皮无赖只要没于尘土，便成圣得道了，真是条条道路通圣人。
代圣立言的传统之久远，就不必劳神费力，覼缕证明了。我们要知道的是，为什么八股文和现今的高考作文喜欢去代圣立言，而不让考生说自己想说的话，拿出自己的思想，我手写我心呢？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统一思想，钳制言论自由之必须。让学生从小练习拾人余唾，说些前人看似正确的废话，拿圣人大言蒙人，即使你有反驳的理由，但你在重压之下有反驳的勇气吗？圣人仿佛咳唾成珠，不仅是思想的主流，而且是当政者粉饰社会苦难，妆点天下太平，掩盖血腥屠戮的遮羞布，这样的麻醉剂对于当政者来说是越多越好。所以要放在学校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做文章有圣人姿态，用他们的吻说话，长此以往，便成为一颗替当政者服务，跟着他们思路进退的道德膨胀螺钉，对老百姓的合理要求及相应权利，有巨大的扼杀能力。
既是代圣立言，揣摸圣人思想——作文中的审题训练便是如此——不仅思想要正确，表达方式也不能嬉笑怒骂，必须注重起承转合，正所谓凤头猪肚豹尾，这也是八股文和今天的高考作文无趣的真正原因。作文评卷，至今把符合当政者口味的内容正确，放在首位，至于怎样将文章写得优美好看，则可以放在次要位置，甚至不加重视。所以不少作文，不仅内容正确如同废话，而且表达呆板得如同一个死人。不少人一生因此对美妙的文章、优美的汊语没有欣赏力，就像置身于美女中的太监一般无能为力，皆拜我们糟糕的语文教育和代圣作文的传统之赐。
参加中国高考的考生肯定不在国外，从属地上讲，他肯定用不着“投”。但作文“我投到祖国的怀抱里来”（1952年），这里面有三层含义：第一是替国外想回未回的徘徊者，代做表白和效忠之辞，在他们的逻辑里爱国必须回来，否则与叛国无异；其次，是替当政者做政治宣传，过一把《人民日报》评论员的瘾；最后，便是潜在的有罪类推，即你一直在中国，但由于你思想跟不上当政者的节拍，你的思想是有罪的，当然无法投入祖国的怀抱。你思想上的原罪，得逐步根除，才可能“投到祖国的怀抱里来”，否则你便会是游荡在中国的孤魂野鬼。思考的大脑被整肃、骟掉了几十年，早就“投入了祖国的怀抱”，还有网友大声质问：“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什么暂住在中国？”这说明不少中国人，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拿圣人的要求来阉割老百姓的权利，在中国真是屡试不爽。
四、道德绑架与膨胀螺钉
执政者早年大张旗鼓地宣传教育的目的，是为培养永不生锈的革命螺丝钉，可谓邪恶得毫不掩盖、底气十足。说这些背时的话，完全不考虑什么成本，因为被愚弄得没有人知道反抗，或者知道了也没有勇气。一个人和一颗螺丝钉没有什么区别，这不仅是教育的成果，也是几十来大部分中国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一个螺丝钉，小得可以忽略，任意使用，任意丢弃，随时毁坏，实在没有骄傲的资本，命贱如蚁。现在人们的权利意识开始复苏，知道谁也不是谁的附庸，谁也没有能力为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乔羽《让我们荡起双浆》），也从未有真正的幸福生活是别人安排的。可是《让我们荡起双浆》的歌词还堂而皇之入选北师大小学语文实验教材。可否仿俄罗斯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的名诗，大声一问，“谁在中国能过好日子？”有这样愚弄人的课本，当然也少不了同样愚弄人的作文题。
为了配合螺丝钉的教育理念，让学生丧失自我，丧失独立思考能力，便是对虚假道德的强行兜售——即便是该免费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也是拿钱读书，故有此说——以及无处在不在的灌输。大公无私、舍己救人、公而忘私、非友即敌、你死我活等等，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至今尚存在我们的教材及作文考试中。学雷锋学赖宁这种不可学的道德人物，其实是剥夺别人为自己正当权利所做的一切努力。庄子早就说过“焉知曾、史非桀纣之嚆矢也”，你哪里知道好人不是强盗的开路先锋，那些号召别人去学习雷锋、孔繁森、赖宁，自己去学没有？肯定没有，自己却在别人的奉献中，窃取果实，实在是执权柄者的惯用伎俩。
如果陈伊玲参加第二次考试（1979年），不是因为救人，而是因为感冒而没发挥好，就不应该获得同情么？同时因为救了人，复试不合格，依然被录取，违背考试公平原则，这样的方式是否值得提倡？如果值得提倡，只要代价许可，不对自己损害太大，那么高考前几天成绩差的人，都可能做出些好人好事来。存在这种可能，便说明这种提倡有其可商榷处。
“心灵的选择”（2002年）是写登山者的互救，本来是很好的。很多人有登山经验的人，从技术上论证，觉得如此救助人的一幕不大可能发生，这且不表。倘若学生“心灵”里“选择”了不去救那个不知死活的人，而独自下山，因为如果救他，完全可能一起死掉——至少与救活的可能性是相等的——倘若他能自圆其说，表达了自己独立的看法，他的作文你将怎样评判？当他行使自由“选择”的“心灵”，而不选择社会所强加给他的道德时，我们该怎样处置？一个人处于极限状态时，心灵的选择可否应有他的自由？话又说回来，如果只有救人一途，才是“心灵”的需要，也就是说只有一件事我们能做，那么我们还有“选择”吗？怎么选择？除非我们陷入等额选举——其实等额选举是典型的病句、毫无逻辑，等额能“选”吗——这混帐可笑的游戏中。其实这里涉及到自由意志问题，恐怕绝非普通道德伦理能够探讨清楚。出这种题，除了给个道德说教的牢笼外，实在无助于学生自由表达。
我们的道德教育总是因为非此即彼的思维范式，把活生生的人弄得灰头土脸，自画牢笼，陷入欲罢不能的泥淖。道德教育者在这样对反复对学生的折腾中，好像寻求到了快感。其实进行这种道德教育，是个两败俱伤的结果，因为在降低学生智商的同时，也侮辱了自己求真的尊严。而通过这样的学校教育出来的学生，愈来愈多，遍布全社会，又因不认识这道德的虚伪性，或者意识到这虚伪性而想从中混水摸鱼，从而使生活泛道德化，产生大量的道德膨胀螺钉。这种道德膨胀螺钉，随处可见，就像全中国有多少墙壁，就有多少膨胀螺钉一样。他们道德膨胀之功可谓巨大，作为螺钉的破坏功能也不可忽视。这些道德膨胀螺钉亦即泛道德主义者，他们在与人争辩一件事时，往往不看真伪，动辄拿道德说事，只拿出不允许他人置疑的道德优越感来，道德成了他们最后的护身符。无处不在的、泛化的道德，以及成上千万的泛道德主义者，成为扼杀普通人创造力和权利的利器。
五、比傻秘技及其表演
五十年来，不少人都扮演过华子良，开始装疯卖傻，是为了在铁幕下苟活，这是可以理解并应深致同情的，活着并且要记住；但不少人，越演越起劲，越演越上瘾，后来竟然把装疯卖傻当作了乐趣和职业。教育界因执政者的意识形态严管，成为比傻演出的主要舞台之一，而有的教师仿佛在比傻表演中找到了乐趣和职业的共谋。装孙子装出了自得其乐的感觉，心满意足，真是一种超常的发挥。
比傻，《孙子兵法》里名为扮猪吃虎，又可谓假痴不癫，常言为装孙子，俗语叫“面带猪相，心头嘹亮”。国人在这方面功力深厚、源远流长。一个国家的文化比谁更聪明，比谁更有趣，那么该国文化必定活力四射，民众本身好玩且一脸阳光。反之，不比聪明却比傻，不比有趣且比呆板，这就好比不比往前赶，却比退着走，虽是独门绝技，却总是很别扭，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跌入坑中，摔大跟斗，实在不好玩。但我们国家玩退着走的高手，可谓多如牛毛，指不胜屈。
比傻，当然不真傻，真傻是无法比无法表演的，因为他会傻到无法比谁更傻，丧失比傻的能力。比傻就是聪明人装孙子，饱经风霜的老人可以扮演黄口小儿，却不让对方洞察个中玄机。即便对方看出你在比傻，他也未必要说明道破。设若对方与你同为平级竞争者则继续比傻，倘是上级则拈花微笑，一片佛心装大度。林彪有事没事老说毛泽东“一句顶万句”，这就不叫比傻，这叫挑战。捧誉过度，西人要决斗，我们虽不至于如此鲁莽灭裂，但总要疑心你的用意。以毛之深谙勾距之术，他能不洞察风浪于未萌？开会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一项游戏，一项政策逐级下达，下级必对最高上级，上级的上级，自己的顶头上级，都来一番措辞得当——谁是重要批示、重要讲话、重要发言都有讲究，且不可遗漏——的称颂，切不可妄自表态，逾矩跬步。其实下级未必不在心里暗骂，你们这样的狗屁也拿糊弄下官，真是岂有此理。而上级也未必不知，政策下到地方，不致郢书燕悦、南辕北辙之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大家常常都能相安无事，中国官场的比傻功夫实在一流。
我看四十四年来的作文命题，大部分都适合装疯卖傻。在不知情的人看来，我们的学校好比疯人院，学生都成了智障儿童，老师大概智商也高不到哪去。看到一篇作文命题，你就会想到相对应的社论、指示、文件、讲话、发言、通知，像摸拟德育课，你只有往那套路里塞进一批成人们要求的套话大话、假话空话，而作为阅卷老师，也乐于鼓励这样的作文，以维持互相之间比傻的均衡态势。诚然，在政府干预教育中立及自由的情况下，老师和学生只不过是“木偶人”。“每当我唱起《东方红》”（1977年），虽然你昨天才从监狱出来，亲人冤死，你不仅不能抱怨，还得忍气吞声去赞美这种非人折磨，因为不装疯卖傻，你就不会得高分，便不能对猪狗一般的命运稍有改变。
至于你心理脆弱，如果你不去战胜（1998年考题），你便是懦夫，坚强比脆弱先天地具有一种道德、行事的优越感。为了倡导“战胜脆弱”，提倡一种所谓健康的生活，不惜让学生变成没有思考的木头，变成听废话的垃圾桶。这样的作文命题，你若写成我就是个脆弱的人，坚强与脆弱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个人性格属于硬币的这一面“脆弱”，你让我怎么战胜？难道性格就像那枚硬币一样，将写有“坚强”一面翻过来就行了么？或者像身上的肉一样将“脆弱”那块剜掉，就万事大吉了？最终你不战胜脆弱，不仅作文得低分，而且生存中都感到压力与歧视，于是你就只有妥协比傻，按照主流意识的规范来作文。事实上，难道脆弱的人就没有生存的权利吗？不应该得到社会的同情吗？“脆弱”真能战胜？脆弱既可战胜，那么作为性格之一种，“坚强”是否也需要或者也能战胜？这能证明吗？又怎么去证明？要言之，这只不过典型的庸俗进化论，变态的社会竞争理念在我们学校教育和生活中作怪，急功近利成了社会的普遍选择，并成为伤害每个人判断力的病灶。
六、拿钱买瓜
拿钱买瓜，天经地义，这话多半是外地人说的。四川人说这话，暗藏玄机，翻了点新。为了推广，我将他贡献给全国人民。天府之国，物产丰饶，瓜自然是不缺的。但此瓜非彼瓜，此瓜系蜀人所谓瓜娃子之瓜，国人所谓傻瓜之瓜。为何傻瓜之“瓜”，瓜娃子之“瓜”也要拿钱来买呢？难道它比西瓜还好吃，比冬瓜还可口，比南瓜还管用。流沙河先生曾用南瓜的口吻，在一南瓜上写了两句开玩笑的话：瓜娃子，说我瓜。可谓对物质之瓜及精神之“瓜”的双重解构。其实经过浃肌彻骨的洗脑教育，还有流沙河先生所摸拟的南瓜那么睿智者——其实他何尝没有自况的意味——可谓凤毛麟角。
学生进学校读书，不应该是王小波所说的举办“谦卑学习班”，他文章说的是一帮自大狂名人没事找抽，吃苦花钱让别人说他是个傻B。世界不少国家包括所谓的发展中国家，义务教育都是不花钱的免费教育——当然花的是纳税人交的税钱，只不过不再从纳税人兜里再掏罢了——而在中国你得花双倍的钱才能读成书（你已缴了各种税包括应用在教育上的税收，但你读书时得重新交钱），否则你便只有失学的份。失学当然会成文盲，但你还不失本朴，不过本朴又不能当饭吃，所以这点美德，在一个极尽倾诈诬妄的社会里，是没有博弈资本的。既然文盲没有竞争资本，那么只有千方百计，砸锅卖铁将自己的孩子送进学校里去，哪怕接受的是有一定毒害的教育。
一般家长将孩子送进学校的第一天，便以为万事大吉，开启智慧，始于今日。实则学校教育的毛病和缺陷，家长多不了解，当然官方的愚民政策也不让他们了解。你想自己的孩子求得真知，把自己经年累月攒的血汗钱交给别人，以便让自己的孩子变聪明点，将来在社会上也混口像人样的饭吃。可怜天下父母心，你这个朴素的想法真是伟大得足够动人，但干预教育中立及自由的当政者，不会成全你的愿望。因为成全你的愿望，他便不能最大限度地愚民，也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人民、国家这样的宏大叙事，配送许多精神原子弹，来压榨和剥夺你的利益，从而中饱私囊。教材原来的第一课“毛主席万岁”变成现在的“长大为人民立功劳”，是典型的把人变成傻瓜的教育。这样的学习不会有趣，只会觉得痛苦，当你会思考后，你就觉得受辱，作为人的尊严受到伤害。
除了教材里选一些愚民文章，老师按“政治正确”来灌输外，作文写作是语文教育里真正的致命伤。这些致命伤是假、大、空，于身不亲，不说人话。《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可谓五十年来出得比较的作文之一，因为它可以提供无数种可能和结局，不是给你一个貌似有理的圈套，让学生往里钻。这样的命题，相当于小说创作，它只给定了可能，没限制你的不可能，这种想像和伸缩的自由，才是心灵和写作之必须。但也有不少写作者受常规作文的套路，往许多大得不着边际的政治话题上套，貌似正确，实在不过是愚民教育的变种果实。至于那些政治类、励志类、道德类作文题，就更只有往大话套话上写的份，哪怕是面对“其它类”中关于日常生活、社会问题的考题，也会不知不觉往说教方面靠，不能展现学生的个性和真性情。勿需举例，只要你仔细看了话题作文所给定的材料，你会不由自上地跟着他们的要求和脚步挺进，没有丝毫的怀疑，更不会有反抗。
七、无趣是作文的天敌
英人丘吉尔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第一次看到这句耿直的话，我就喜欢上了他老人家。我智商不算低，但不喜欢那些企图用好听的言辞把别人绕糊涂的人，道理很简单，他们一点不比绕弯的出租车司机高尚。丘吉尔当过首相，退休后曾著有《英语民族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等书，大多深刻有趣。而让我记忆最深的是他公布的两个难题——虽然好像不如罗素悖论值得推究——其一是爱上一个自己不爱的人，二是爬上一堵倒向自己的墙。以我这个俗人的想法，前者会把自己累死，后者能把自己压死，结局都不是太妙。里面还有些微言大义尚待开发，我不想多说。我只想说他是个有趣的人，就是这一点让我心生敬意。
我已到了不崇拜英雄的年龄，因为我现在的智力清污工作，已使我明了小时候课本上所学的英雄，有的连自己都不如。我现在的想法是，学英雄还不如学自己，虽然这样显得有点狂妄。我的发现是，教材里那些英雄，更像是出自编剧的手笔，以至于我怀疑是否有某电影制片商赞助了教材的印刷出版。更进一步的发现是，学我们的一些英雄，还不如学外国政客，比如丘吉尔。发现这个事实，我有些痛苦，因为知道这一切必然带来自绝于人民的后果。虽然这样代价太大，但由于太热爱自己，太过于相信自己的发现，也只好忍受自绝于人民的孤独。
丘吉尔的两个难题，使我们看到无趣的生活很痛苦。而我们的语文教育及高考作文，很少是有趣的。写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话，那不叫智力练习，应该叫脑死亡。大脑长期不用或者误用，都是暴殄天物。写过看好看的《儿童杂事诗》的周作人说，我们提供给儿童的读物应“优美、新奇”，“不可过量的鼓动崇拜英雄的心思，或助长粗暴残酷的行为”。循此而来，学生作文代圣人立言，说成人的废话，仿佛替公家写文件，画道德圈套，杜撰好人好事，让学生去为人成人社会的诸多不是开药方，下诊断，完全是剥夺了学生自我思考的权利。对于好的的文章，谁都有自己的看法，我的看法，如用减法，就是文字优美而说事（理）有趣。
知道点真相的人，难免有些忧心忡忡，这不是我的发明。屈子之离骚，贾长沙之痛哭——臣窃惟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虽然于现实无补，但此等情难自抑的心痛，于今读来依旧动人心弦，一派赤诚总无欺。医治现实自是得仰赖良好的制度，寄望于某人之圣明，不免有缘木求鱼之讥。但个人的绵薄之力，亦不当委弃。同样的不快活，陆游用“五十年来命压头，即今残发不禁愁”来一抒半百之年内心的积愤。共党得鼎五十年，小而言之，高考作文命题；大而言之，整个教育，大都成了对生活的欺瞒，心灵的窒碍，智性的颠覆，尊严的丧失，汉语的灾难。
2005年6月8日—13日于成都反动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