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解辛平：到中流击水——又逢甲午论改革

　　 （一）

　　 今天，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

　　 甲午战争，开启了日本军国主义鲸吞中国的历史。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日本侵华的脚步就没有停止过：占旅顺、割台湾、侵占东三省，直逼北平城……“七七事变”，实际上是甲午战争的延续。这两场战争，两次打断中国发展进程，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屈辱、苦难、伤痛，世所罕见。

　　 这种痛，华夏儿女刻骨铭心；这种痛,中国军人如鲠在喉。

　　 今又甲午，殷鉴不远——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今又甲午，知耻后勇——强国必先强军，强军必须改革。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虽然积贫积弱，但并不甘愿任人宰割，也曾发愤图强，开启了一场以“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然而，历史以战争的激烈方式，对清政府的“改革成果”做出了评判。初衷与结局反差如此之大，让甲午战争这道切在中华民族胸口的刀痕，在历史这面镜子前显得格外醒目——因为变革，甲午战争成为“近代历史上中国军队与外国军队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因为变革不彻底，甲午战争最终成为“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

　　 甲午，国耻坐标年；甲午，改革关键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洞察时代风云，把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置于当代世界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思考，告诫全军：“谁思想保守、固步自封，谁就会错失宝贵机遇，陷于战略被动。我们必须到中流击水。”

　　 （二）

　　 甲午！甲午！！

　　 一篇篇反思文章、一部部影视作品、一个个网络热帖、一件件战争遗物，一次又一次撞击着我们的心灵。最让我们痛彻心扉的，是这样一种景象——大厦将倾，江山风雨飘摇，清廷醉生梦死、苟且偷安，把刚筹措的数百万两海军经费，挪来为慈禧修园贺寿；海上决战，定远镇远两舰主炮只有3枚炮弹，军费吃紧，大小官员却贪腐成风，大肆捞钱，家里金银满箱；旅顺陷落，血流成河，尸积如山，前线告急，官府贴出告示，许诺“助官抗日，可免三年钱粮”，但百姓置身局外，鲜有人响应。

　　 “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多少人感叹，对于这样一个缺乏国家意识的民族，有何忧患可言，有何担当可言，又有何希望可言？！

　　 反观日本，“以小搏大，国运相赌”的背后是国家意志、全民意志。透过“出云号”这艘军舰的名字，就不难看穿日本谋求扩张的愿望始终是那样强烈。

　　 100多年前，日本用甲午赔款购得“出云号”装甲巡洋舰；70多年前，“出云号”充当侵华日军旗舰，欠下累累血债。今天，日本居然再一次用带有浓烈军国主义色彩的“出云号”，来命名二战之后建造的最大战舰。

　　 “出云号”借尸还魂，意欲何为？

　　 从篡改历史教科书到否认南京大屠杀，从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到解禁集体自卫权，从上演钓鱼岛“国有化”闹剧到插手南海事务……一系列动作的背后，日本隐藏的是什么野心？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当国人殇思于120年前丧权辱国之痛、震惊于70多年前日寇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一个警钟在内心深处鸣响：岁逢甲午，国耻犹痛，狼烟仍在！

　　 当前，我国周边特别是海上方向安全面临的现实威胁呈上升趋势，大国地缘竞争逐渐加剧，太平洋并不太平，东海、南海波诡云谲，我们家门口生乱生战的可能性增大。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国歌天天在耳畔唱响，然而，有的人却未必真正体味到这种忧患，有的人也未必真正把国家利益放在心中。更有甚者，为敌对势力摇旗呐喊的有之，鲸吞国家资产中饱私囊的有之，骄奢淫逸大肆挥霍的有之，浑浑噩噩甘当看客的有之……他们哪管什么国家安危、民族存亡！

　　 承平日久，我们最大的危险是看不到“剑悬在头上”的危险，最大的敌人是头脑里“看不见的敌人”。

　　 今日中国，民族复兴的目标从未如此之近，实现中国梦的愿望从未如此强烈。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军队的强弱、战场的胜败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强军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我们肩上，要挑起这副担子，必须敢于担当，抓住战略契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

　　 （三）

　　 历史的发展虽然漫长，但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兴衰存亡，往往存在一个风云际会的关键历史节点。凝视近代中国历史，1894年这个坐标点非同寻常。

　　 这一年，恰好处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我国近代史“中段”。这个“中段”不一般——西方工业革命的大潮，猛烈冲刷着东方这片古老土地；兴于洋务运动的北洋舰队，站在盛衰转换的十字路口。

　　 面对1840年到1894年这半个世纪难得的改革窗口期，两个国家两个民族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清王朝麻木不仁，仍以“天朝上国”自居，对变革被动应付、亦步亦趋；反观日本，举国上下主动应变、奋力赶超，对西方近代文明“始惊、次醉、终狂”。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几乎同时起步，不同的态度决定了两个国家的不同命运。甲午之败，是军事对军事的失败，更是改革对改革的失败。

　　 历史何其相似！今天，我们又处于这样的“中段”——刚刚走过改革开放35年，距离新中国成立100周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还有35年；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谋求军事优势地位的国际竞争加剧，我军正处于机械化尚未完成又必须向信息化跃升的关键时刻！

　　 历史一再昭示：在社会领域变则进、不变则退，在军事领域变则生、不变则死。

　　 错失良机，改革的“中段”很可能像120年前一样被外敌强行中断；错失良机，改革的“中流”只能付之东流，看人家“击水”；错失良机，我们不是付出累累白银，就是付出累累白骨。在这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时代，抢占军事竞争制高点，掌握战略主动权，我们当有时不我待的急迫感：“坐不住”——国家利益呼唤改革。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军队使命就必须延伸到哪里。当前，我军现代化水平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不相适应，军事能力与履行新世纪我军历史使命的要求不相适应。

　　 “慢不得”——现实差距倒逼改革。军队改革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争先赛，一步跟不上，就可能步步跟不上，留给我们的将是几个“时代差”。

　　 “等不起”——军队转型亟待改革。等待是最大的代价，不改是最大的风险。制约我军建设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得到根本解决。改革完不成，转型不成功，能打仗打胜仗就是空谈！

　　 “法与时变，礼与俗化。”从建军那天起，我军就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适应形势任务发展变化，不断改革创新，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

　　 “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再穷也要有根打狗棒”“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当年，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不等不靠，自主创新，造出“两弹一艇”，腰杆硬到今天。

　　 120年前黄海上的炮火，77年前卢沟桥的枪声，回荡在我们心头：今天，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实现新的“涅槃”，铸就捍卫共和国安全的钢铁长城！

　　 （四）

　　 甲午海战，表面上看是中日两支舰队的实力对决，实质上是两个国家思想观念的无形较量。看似发生在甲午之年的战局，其实在多年前就已展开。

　　 1842年，魏源写成50卷的《海国图志》。这部“睁眼看世界”的鸿篇巨制在中国鲜有人问津，在日本却被称作“国家之书”，译成几十个版本。1870年前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注意到，日本人到欧洲来，“谋求的是根本的改造”；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船炮的价值”。他由此预言：中日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

　　 洋务运动改这改那，首先要改的、最应该改的思想观念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甲午惨败，源于改革不彻底，源于头脑深处的守成、守旧、守摊的思想观念——战略上守成。同样是建设海军，相比日本确立“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扩张战略，清政府却是“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的保守战略。结果，“保和局”的战略非但没有保住和局，还要吞下惨败苦果，承受“薄海惊心之痛”。

　　 理论上守旧。进入19世纪90年代，“快船快炮”成为海军发展新趋势，海战核心能力正在发生位移。但清廷对此缺乏足够认识，沉湎于舰艇吨位、火炮口径方面的传统优势，最终北洋战舰被击中次数竟是对手的5.6倍！英国海战史学家这样评价北洋舰队，“大东沟海战的结果是对海战理论无知的产物”。

　　 建设上守摊。北洋舰队正式成军，拥有大小舰艇近50艘，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自认为“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的清廷，此后再未给北洋舰队添置一艘军舰。同一时期，日本却每年增建2艘主力战舰，到甲午海战爆发时，北洋舰队已落后于日本的联合舰队。

　　 守来守去，清政府守到最后，守的是一支灵魂僵死的铁甲舰队。甲午一役，清军没有守住一座该守住的城池，没有攻下一个该攻下的阵地。

　　 用甲午这面镜子观照今天，“守”的影子依然盘踞在我们的思想深处。军队长期不打仗，最容易滋长守成思想，失去进取的锐气，一提改革，这个也不能动、那个也有困难。

　　 当前，横亘在我军面前的思想坚冰、观念桎梏依然比比皆是：天天喊打仗，却以不打仗的思想准备打仗；嘴上说体系，实际上“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多年讲联合，却依然是“大陆军”思维和狭隘军种观念至上……这些“脑袋”里的问题不解决，国防和军队改革就“深”不下、“化”不了。

　　 丘吉尔说：“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我们反思甲午，是“向后看”，但甲午战争给我们的启示却是：改革一定要“向前看”。

　　 万事开头难，起跑决定后程。国防和军队改革的航船，正行驶在转型的“历史三峡”，除了激流勇进，我们别无选择！

　　 （五）

　　 都说改革难，难就难在“触动利益”竟然比“触动灵魂”还难。

　　 制度保守、观念闭塞、门户之见、风气腐化、执行不力……一部甲午战争史，每一页都可以读出改革的艰难，字里行间都飘荡着利益藩篱的幽灵。

　　 大东沟海战，日本联合舰队先于北洋舰队近1个小时发现对方，从而掌握了作战先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清军军舰上烧的是黑烟滚滚的“八槽”劣质煤，而日军军舰上烧的是动力强、煤烟少的“五槽”优质煤。谁能想到，这些燃煤的供应商居然是同一个——醇亲王奕譞亲信把持的中国开平煤矿！

　　 清朝军队和军事工业分属几个洋务集团，带有封建割据性和买办性。在兴办洋务过程中，形成了李鸿章的北洋、淮军，张之洞的南洋，曾国荃、左宗棠的湘系。他们把各自的军队和军事工业作为私产。武器引进或生产没有章法、各自为政、五花八门，北洋各军营炮台使用的火炮竟然有84种之多。

　　 “撼山易，撼心中贼难”。这个“心中贼”就是一己之私，就是利益藩篱！

利益藩篱，是横在当年改革面前的坎，没越过这个坎，洋务运动成了强国泡影；利益藩篱，是压在清军身上的不能承受之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