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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新网】（专栏作家 汪丁丁）中西通例，与市场经济和人类自由发展相适应的立法原理有三。其一，哈耶克（《法、立法与自由》）称为“legality”，即目前广为人知的“法无禁止即可行”原理，法理学直译为“法的消极性”原理；其二，斯密称为“simplicity”，即简单性的原理；其三，源于柏拉图，可称为“稳定性与灵活性两相权衡”原理。

　　但是转型期社会还有不同于稳态社会的立法原理，而中国的立法学者和立法者，最好的也是法学教条主义者，对中国转型期社会的立法特征茫然无知。

　　根本而言，中国的法主要源于欧洲大陆法系，较少源于英美法系，根据和“Legal Origins”（2002）

　　这篇晚近名篇，较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

　　不过，20世纪后期以来，欧洲大陆法系因为意识到英美习惯法（也称“案例法”或“普通法”）与市场经济更相适应而逐渐引入英美法系的原理。

　　中国改革以来的立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英美普通法的影响，需要经验研究才可说。

　　继续说立法原理，中国转型期社会的特征就是始终在转型，故始终在颠覆法的稳定性。假如立法者初衷就是对抗社会转型，当然可以坚持稳态社会的立法原理。但这一假设明显不适用于中国仅仅是政治附庸的这批立法者，故应假设中国立法者的行为模式是“政治之附庸” 。

　　从执政者自身的长期利益考虑，因此成为转型期立法的首要原理。

　　引用一

　　根据阿西莫格鲁（Acemoglu）在“a historical approach to assessing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development（2003） ”这篇科普文章里对他多年研究成果的概述，长期而言有利于经济繁荣的制度有三大要素：1）享有国家对私人产权保护权益的人群足够广泛；2）国家对精英群体掠夺公众资源的行为有足够强烈的制约；3）维持足够广泛的公平性和普惠性。

　　注意，他研究的样本时间跨度是500年。

　　这一时间跨度，远远大于国内任何有远见的立法者的时间视野。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转型期执政者以及他们的政治附庸立法者们的行为模式，服从典型的短期行为模式。

　　那么，执政集团的长期利益（例如500年的时间视野），由谁来代表？

　　我们知道，立法的视野必须是长期的。以英美普通法为例（欧洲大陆法系的时间视野更长远），现代法官引述的许多著名案例都是柯克法官收集和整理的案例（Sir Edward Coke1552-1634），也就是说，时间视野大约500年。

　　立法者行为的短期模式与立法视野的长期性，二者的冲突，依照我的理解，就是转型期社会立法的基本矛盾。

　　很遗憾，转型期中国社会的许多深层问题，正与立法长期视野的缺失密切相关。

　　例如，教育、人口、土地、环境。

　　以人口过程为例，典型地，任何人口政策的影响在人口学模型里，至少要50年，通常要一个世纪，才有显著效果。

　　或许因此，民国初期的立法者，典型如张君劢，多研宪法学且必参照欧美各国的古老宪法以为先例。

　　中共执政以来，一度奉行毛泽东“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基本态度，西方各国的宪法不足为师。

　　但中国自己又缺少法治资源。

　　故而，建国以来，中国的立法，要么是政治领袖个人意志的体现（这是最古老的一派法学家信奉的立法原理），要么是所谓“运动式”立法（其实就是先执行后立法）。

　　此类模式，可称为“无头苍蝇”立法模式。

　　况且建国以来的法学教育，要么被打入冷宫，要么没有法理学。

　　故而现在的立法学者，大多只不过是法条学者。

　　更甚者，由于不设置宪法法院，中国的立法阐释权，大多就在政府各部委。例如，教育部负责解释教育法，科技部负责解释科技相关诸法。

　　也因此，许多学者多年呼吁将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改为常设专业立法代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