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 | 丁丁新作 信念与生活

这样的一个标题，源于存在主义哲学家祁克果的名言“你怎样信仰你就怎样生活”。但在这里，我只借用它来转述上世纪50年代分析哲学家戴维森（Donald Davidson）与被誉为“斯坦福大学文艺复兴式的学者”修珀斯（Patrick Suppes）的行为决策实验报告：被试的信念与被试的偏好不可能实证地分离。

修珀斯是诺贝尔经济学家阿罗（Kenneth Arrow）60多年的老友，两人都得了美国总统科学大奖，在不同年份。修珀斯的90岁庆典，主持人是阿罗，他年长修珀斯1岁。在发言结束时，他问了听众一个问题：为什么总统科学大奖颁发给一位哲学家？我收集了修珀斯从50年代到2010年发表的88篇论文，确实是文艺复兴式的人物，这些论文的领域包括，主观概率论、决策行为学、经济学、量子物理学、数理心理学、科学哲学、符号逻辑、计量理论、社会选择理论、计算机辅助教育、早慧儿童教育学和语言脑科学。

戴维森在转任加州伯克利大学哲学教授之前，长期任教于斯坦福大学，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他的心灵哲学、语言哲学和行为决策学研究对美国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在1955年和1956年与修珀斯联名发表了两篇论文，其一探讨主观概率与效用的实证可分离性，第二篇论文是更加雄心勃勃的价值理论一般框架的第一部分。

核心的议题很简单：如果甲相信行为A的价值高于行为B的价值，那么甲将偏好行为A甚于行为B。所以，我们这些旁观者若要解释（理性化）甲的行为（优先选择A而不是B），就要实证地检测甲在行为A和B上的偏好或价值排序。但常识表明，人们赋予任何事物的价值其实是人们相信那些事物具有的价值。所以，信念影响偏好。那么，在实证研究中，我们怎样分离信念对偏好的影响呢？这是一个难解的问题。还是基于常识，我们明白，有许多许多因素可以改变人们以往确信的事情，并因此改变人们的行为（偏好）。而且，至今为止，我们似乎只能从人们的行为改变推测他们的信念改变。于是任何借助实证方法的理性解释就陷入这样的循环论证：（1）甲的行为改变，意味着甲的信念改变；（2）甲的行为改变的程度被用来近似度量甲的信念改变的程度；（3）甲的信念改变的程度被用来解释甲的行为改变的程度。

读者应当知道，是萨缪尔森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为经济学确立了上面这套实证方法的。这一循环论证方法，经济学家称为“被揭示了的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也称为“弱显示偏好”（the weak axiom of revealed preference）假设。用萨缪尔森当初的论证，假如我们假设甲的选择是完全理性的，那么，甲已给定的价格P购买了数量Q的商品，我们应当承认这是使甲的效用达到最大值的选择。于是，只要改变价格P并观察数量Q，就可推演出甲的偏好（无差异曲线）的一些基本性质。然后，根据偏好，我们解释甲的行为。弱显示偏好假设，写在今天最流行的高级微观经济学教材（Mas-Colell，Winston，Green，1995《Microeconomic Theory》，简称“MWG”1995）的第一章（“preference and choice”）里面。

修珀斯的实验表明，信念与偏好（行为或生活）不能分离。这就意味着，我们其实只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形成我们的信念。例如，我在国内的生活，日积月累，逐渐改变了我在美国生活多年形成的那些信念。仔细想想，信念（belief）或信念系统（belief system），很可能就是或绝大部分就是既有的生活习惯。为什么如此？因为，只有基于经验，信念才可能有所表达，例如，表达为预见或未来事件发生的概率。稳定的经验，就转化为生活习惯。基于习惯的行为（与此对应的脑内神经元网络学习过程进入稳态）不再需要理性计算，它们是自发的。

互联网，虽然是虚拟社会，只要借助语言，它就只是我们关于真实世界信念系统的许多表达方式之一。于是，互联网上的表达，仍要服从信念与生活不可分离这一基本原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虚拟社会里的经验也要融入和影响我们在真实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信念。

真实社会，人与人交往的范围，与虚拟社会相比，很小，甚至微不足道地小。在几百万年至几十万年之间的漫长演化过程中，人类习惯了的，是不足百人的日常交往范围（已经大大超过了其他灵长类的日常交往范围）。很可能由于扩大数十倍的社会交往范围，现代人的脑量（围绕着“记忆与计划”功能）突然增长至灵长类平均规模的数十倍。尽管如此，现代人的头脑仍无法直观感受虚拟社会的日常交往范围。也因此，完全互联的时代，本质上也是情感冷漠的时代。并且，虚拟社会里的情感冷漠化，作为一种长期经验，可融入我们的习惯，影响我们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