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陈行之：关于制止香港之乱的国家建议

　　 陈行之先生，我读过你很多文章，有的赞成，有的不赞成，从大面上来说，我认为都还算过得去，虽然我觉得你的立场时常会出现一些问题。在我喜欢你的为数不多的文章中，我很欣赏你 2013年10月6日写的《城管：国家吞噬社会的暴力机器》一文，因为就在看到你这篇文章之前，我家世代居住了70多年的房子被政府权力保护下的开发商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被推土机推平了；在强拆的过程中，我那个不成器的儿子发飙，被公安人员认定为是“暴力抗法”，结果遭到逮捕，后来被羁押在监狱，死的老惨了。你那篇文章虽然写的不是我们家的事，但是我觉得你把事情说透了，除了个别议论我不同意之外，总的来说还不错，算是及格吧，我给你打六十分。现在我和儿媳、孙子暂时住在一个铁路桥下面，我就是在这个窝棚里，趴在纸箱上给你写这封信的。过了寒露，天气就凉了，再有两个月就是立冬了，我估计那时候会更冷一些。

　　 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应当说，政治立场还是坚定的，至少比陈先生要坚定，没有那样多的怀疑，也没有那样多的质疑，我自认为是对得起共产党员光荣称号的。唉，谁都是从过去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你根本无法想象，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在西北农场劳改，曾经饿到半透明状态，连骨骼和五脏六腑都看得见，走路一不小心就会飘起来，见到地上跑的老鼠眼睛就会放绿光，想把狗日的放到嘴里香喷喷地嚼一嚼；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我那个中学被打成“资产阶级王八蛋校长”，挨了红卫兵（即所谓的的“红二代”，你也知道，目前这些人都掌握了很大的国家权力，或者成为国家垄断行业巨头）很多次暴打，最后不得不摘除三根肋骨，腿也瘸了，现在走路一轻一重，落地的声音都跟常人不一样，有人惊骇地说就像是妖精来了，挺怕人的。然而即便是这样，我也没有动摇入党时的信念，仍然坚信“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

　　 现在很多人丧失了这种信念，不再相信社会主义，反而整天把“自由”、“民主”、“宪政”、“普世价值”之类的东西挂在嘴边，端起碗就吃肉，放下碗就骂娘，完全没有了体统，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站到了国家对立面。他们与西方敌对势力相互勾结，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我是很看不起他们的，他们不配称作中国人。让人欣慰的是，国家有关部门没有失责，全力对这些人进行了压制，该抓的抓，该判的判，该封闭网络平台的封闭网络平台，很好。以《环球时报》为代表的国家媒体则在思想阵地上对他们进行了全面反击，发表了很多有价值的文章，虽然你陈行之在一篇文章中说《环球时报》时常“以浅薄言论寻衅世界”的话，我不计较你，念你无知吧！资产阶级多种多样的猖狂反扑，如果放在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运动或者八十年代末，那可是要人头落地的，这次我们却没杀一个人，仅仅动用国家力量的高压就把这些家伙们的嚣张气焰打击了下去，对此，我大体上还是满意的。

　　 陈行之先生，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乃中国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情怀，我虽然一辈子历尽坎坷，当下的处境也远说不上美好——陈先生，咱们说句私底下的话吧，由于身体残疾，提前退休，微薄的退休金不足以养家糊口，我目前吃饭都成了问题，每天到农贸市场捡拾烂菜叶子吃——然而我作为一个天生的死不改悔的爱国者（有人把我们这样的人污蔑为“爱国贼”，真是他妈混蛋呀！），心里仍旧装着国家大事，“先天下之忧而忧，乐天下之乐而乐”，所以才给你写这封信。你一定要认真仔细阅读这封信，这封信很重要，将来是要作为文物进中国历史博物馆的。

　　 我想说啥呢？我印象里陈先生不太关心香港的事情，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你写过相关的文章，我认为这是你的一种失职。香港问题其实远比人们想象的重要，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愈见明显，说它关乎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前途命运也丝毫不为过。换一句话说，香港，弄好了是中国与世界的政治脐带，弄不好则会成为一块资本主义烂疮，会严重损害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权威主义的国家体制，这是很了不得的事情。陈先生你大概听说了，最近那边很乱，我不知道你是怎样想的，我作为一个爱国者，那可真是忧心如焚啊！我感觉目前的香港之乱绝不是好兆头，必须认真对待。我之所以为这封信起了《关于制止香港之乱的国家建议》的题目，就是因为我认为这件事太重要了，不管你赞同还是不赞同我的观点，我都希望你想方设法帮助我把这封信呈递给有关部门或者传给更多朋友，以便扩大影响，当然，我更希望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看到，直接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制定执行。

　　 前面说了，由于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我的生活目前比较严苛，由于国家对网络控制很严，我也很难得到外界信息，应当说，我对香港目前状态的了解是很不全面的，然而这不影响我说出我的观点。由于活得艰难，会不断有事情打扰我，这封信不会一次性就写作完成，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吧！

　　 陈行之先生，我有这样一个基本判断：香港最近出现的乱局，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国外敌对势力和香港社会内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沆瀣一气、相互勾结，破坏来之不易的香港稳定，进而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制造麻烦和阻碍的一种结果。这种结果，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我没想到狗日的现在就来了。那么，来了的这个东西，究竟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呢？我的看法是：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而是好！好得很！好在哪里呢？好在狗日的现在来从时间点上来说对我们比较有利。我这里说的有利指的是，我们还没有失去对全国局势的掌控，我们还很坚固，香港问题还只是老鼠尾巴上的疮，没有多大脓水；最有利的是，我们这批坚定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秉持社会主义信念的人都还在，我们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经历过比这个要严重得多的政治风雨，我们是支持对香港乱局采取坚决行动的（对不起，天在下大雨，水冲到窝棚里面来了，我得去弄一下）。有鉴于此，我以一个不见棺材绝不落泪的老人的名义，特提出关于香港乱局的国家建议如下。

　　 首先必须刻不容缓地废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尤其是废除关于“一国两制”的表述和规定。众所周知，这个“基本法”还是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1990年4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六号公布、自1997年7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不要说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要说政治理由，单是从时间上来说也太久了，需要换一个新的东西来取代它了，这才是与时俱进。新东西永远比旧东西好，我们要就此向香港人民解释清楚，他们会理解的，会拥护我们的决定的。

　　 核心问题是“一国两制”。什么“一国两制”？不管你上边怎么定义，就我个人来说，压根儿就没承认过这个东西。这个似是而非的东西纯粹是对英国政府的策略性的绥靖主义之结果，是向资本主义投降的产物，是与我们的国家利益（当然更重要的是党的利益）和国家方向背道而驰的，这个东西从本质上说是不能用的，用了是要倒大霉的。你能说香港目前出现的乱局与“基本法”无关吗？在我看来不但有关系，而且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如果我们当初把香港定义为“香港市”而不是“香港特区”，没有什么选举特首的问题，直接任命一个市委书记，还会发生目前这种混乱吗？所以要坚决把这个东西废止掉，一刻都不能再耽误。香港既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它的上空就必须飘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不能把花花草草和阿猫阿狗都画到旗帜上去，那样忒不严肃，让人笑话。香港决不能搞特殊化，特殊化害死人。

　　 陈先生，你似乎是一个聪明人，在谈到下面的建议之前，有一个问题我想提出来供你思考：香港回归以来，我们党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究竟对还是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即使在农贸市场捡拾烂菜叶子的时候也在想，想来想去，我觉得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那就是在我们的意识里，没有大局意识，没有策略意识，还真的把香港当成特区看待了，没有理直气壮地用国家意识形态去占领香港的思想阵地，或者说，没有把香港出现的问题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去认识，结果麻烦越来越大。希望陈先生认真读一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先生重提阶级斗争的文章，会增强你这方面的认识。

　　 在香港，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够不够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没有坚持，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香港人民，教育香港学生，教育香港实业家和从业者，把阵地让给了资本家、把持思想舆论阵地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形形色色的反社会分子。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没有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是不行的，是要乱套的，得用这个东西罩住，哪怕有人说是极权主义禁锢也不要怕，我们共产党人既不相信神灵，也不相信魔鬼；既不相信天堂，也不相信地狱，有什么可怕的？！我的意见是，不该让的地方一步都不要让，寸步都不要让，这是我们党的风骨，是我们的国家风格，必须坚持下去。最近在香港出现的一系列乱象，说白了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严重对立，是一场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肃的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表现，全国人民包括香港人民对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这里有一个沉痛的教训。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在内地讲四个坚持，对人民做思想政治工作，我们也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最近又打老虎苍蝇，然而这一切在香港却几乎都没有讲，都没有做，都没有强调，更没有组织专门机构去付诸实施，把最需要接受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的把香港市民放羊了，结果老虎成了精，苍蝇满天飞——这里所说的老虎苍蝇当然不是指贪污腐败分子，而是那些坚持与中央政府对抗，妄图把香港搞乱的骨干分子和坏分子——反了天了，这是我们很大的工作失误，这也是造成目前困局的最重要原因。

　　 我最近在集中思考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并且有了比较成熟的想法。不好意思，就在这时候，我儿媳的水果摊子让城管人员给砸了，还伤了人，儿媳的脑袋被城管用秤砣敲了一下子，伤得很重，好在还活着，我不得不拖带有病之躯到医院照护儿媳，回家还得给孙子做饭；而孙子上学的那个学校一不小心扑通一下掉到了钱眼儿里，成天穷凶极恶地变着法子跟学生家长要钱，恨不得抱住我们的脖子直接啃咬，直接吸血，弄得我经济拮据而又精神烦躁，很难把所有有价值的想法都记述下来，所以这封信写得很慢，请多包涵。陈行之先生，说句题外话吧：陷入到这等与党和国家命运无关的琐碎事务中，我免不了要感慨：“做一个中国人怎么他妈这么难啊？！”所以，陈行之先生，你要理解我的处境，这封信也许会比想象中的写作更需要时间。

　　 以后我们怎么办？我的意思是，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在香港更应当是这样，香港不是世外桃源。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这是戏骨，变了整出戏剧就都完蛋了。必须坚持党和中央政府对香港事务的绝对领导和绝对控制，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步坚决不能退，退了后患无穷。所以，我仍旧要说，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一把劲儿，把火烧足、烧旺，弄得亮堂堂的，要震骇我们的敌人。

　　 那么，靠谁来烧啊？我好心好意请你来烧，你能不能给我烧亮堂啊？你要是不但没有把火烧亮堂，还不小心把庙堂给烧了，你丫这不是缺八辈祖宗的德，误了我大事么？这就牵涉到了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那句话：“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香港，集中体现为怎样产生“特首”以及由谁来当“特首”的问题。

就在我为香港问题的解决殚精竭虑的时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