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陈嘉映、汪丁丁：常识与科学

　　 叶航：这场报告我们有幸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嘉映先生以及大家非常熟悉的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中心的汪丁丁教授。今天我们报告采用的形式仍然是对话。昨天张汝伦教授和我说，这种方式的学术报告好像是浙江大学的首创。是吗？我说，我们自己从来没有这个感觉呀，因为自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中心成立以来，我们几乎所有的学术活动都是采用这样的形式。比如，我们的双周学术论坛，我们的枫林晚学术沙龙，甚至一些大型的、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我们也不要求与会者按照事先写好的文稿发言。当然，这是和汪丁丁老师的一贯倡导分不开的。对话，按照丁丁的说法是一种前苏格拉底的思考方式，对于僵硬的文本和独白式的报告来说，它可以使概念、关键词在多重角度上同时展开，便于激发学者们的思维，也便于听众更好地把握学术报告的思想，从而更清晰地揭示出柏拉图意义上的”概念”，以及赫拉克立特意义上的”logos”。所以，我们的学术报告会是互动的对话，既有学者在上面的对话，同学们也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参与对话。下面欢迎我们两位学者的精彩报告。

　　 汪丁丁：我先开始说一下，毕竟我在这里已经教了两年多的书，而陈嘉映老师来这里对话是第一次。我用一个词形容大家不要笑，我对他是心仪已久。对话的”logos”刚才叶航老师已经作了一下阐释。接着昨天上午我和张汝伦教授的对话以及昨天下午我们在跨学科中心关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报告，其实对话的”logos”是一个没有讲完的主题，就是时间是多向度的而不是物理时间的展开，这个要回接到伯格森和詹姆士的生存哲学。

　　 今天我专门带了一本书，这是陈嘉映老师今年3月份出版的一本书，叫做《语言哲学》。嘉映老师是北大熊伟先生的博士生，而我们这些非哲学专业的人知道陈嘉映多半是从他的译著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开始的，至少我自己是这样。这本书给我印象很深，我们今天用的很多词实际上就是在这个译本里面首先出现的。后来嘉映老师的研究开始向晚期的维特根斯坦转换，这个事情他在《读书》上已经写过文章了。我手上这本书比较通俗，我觉得比较适合我读，在这本书的最后我读到里面的一些话，我觉得这本书还真是没有选错，因为里面的观点和我当时读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论道》都不一样了。比如关于”不可思议和可思议”、”逻辑的和现实的世界”，观点几乎都不一样。我说这些只是为了表明为什么是”心仪已久”。下面嘉映说话。

　　 陈嘉映：那接下来我说几句。这种对话的形式是我一直想做但是做得很少，就是有两个或者更多喜欢思想的朋友在一起说话，我觉得这样的形式特别好。但是今天这个话题呢，是我在电话里匆匆忙忙告诉丁丁的，内容还没有仔细说。常识与科学，我相信这个话题应该会有很多人感兴趣。我大致是这样想的，常识是一方面，哲学是一方面，然后科学又是一方面，这三种东西听起来都有点不太一样。所谓常识就是一般性的叙述，比如说小说书、历史书啊这种写法；哲学书是另外一种写法，因为我自己是读哲学的，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不是也读哲学，但是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读；科学就更不用说了，你们大学生肯定都是学过科学的，那么科学著作又是一种写法。

　　 写法不同，我们暂时先放一放，最重要的是它们的结论可能不一样，那么我们面对这些结论就要想到底是谁对谁错。我举一个老掉牙的例子，我们看到太阳在转，但是天文学告诉我们说是地球在转，就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关系来说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而太阳是不转的。又比如说我们会爱啊，会恨啊，有些人善良，有些人慷慨，有些人自私，道金斯就会告诉我们，实际上这些都是由基因决定的，基因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它就是很自私的这样一种东西。哪怕你舍己利人、舍生取义什么的，你背后基因的选择事实上都是一致的。哲学家的观点当然也非常多，比如说有一个”我”以及我之外的外部世界，那么贝克莱就会说实际上就只有心灵，根本没有外部世界，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赫拉克立特、巴门尼德这些人。我们觉得世界上有些东西是运动的，有些东西是静止的，那巴门尼德就会说一切东西都是静止的，你们可能在中学的时候就听说过像芝诺悖论什么的，而赫拉克立特就会说一切都在运动之中，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诸如此类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读哲学和科学的时候，都会读到一些和我们常识的结论不一样的东西。我们现在的人，可能对科学比较相信，哪怕科学说的和我们平常的结论非常不一样，但是我们仍然会觉得科学是对的。但读到哲学的时候恐怕就不一定了，我们不知道哲学家的奇谈怪论我们是不是能够接受。这个我就想的比较多一点，我在想科学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和我们的常识不一致？哲学又在什么意义上允许和我们的常识不一致？这个问题之所以变得比较突出，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和现在所谓两种文化之争有很大的关系。所谓的”两种文化之争”，就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争论。这个争论首先起始于50年代，到了90年代中期成了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50年代有一个学科学的人叫做希皮斯诺，他在剑桥有一个讲演，题目叫做《两种文化》，当时所谓的人文主要是指文学，他当时是代表科学文化对人文文化进行置疑和批评。因为在当时的大学里面文学教授都是很骄傲很自豪的，其实是看不起科学的，觉得学科学的就是没什么文化的，和技术工人差不多，懂点小专业，既不懂莎士比亚也不会引用荷马，怎么算懂文化呢？这些技术你可以在高中或者中专里面学到，而大学应该是要学文化的。希皮斯诺就是代表科学家对这种风气提出挑战，他说你们学文科的这些人连科学的基本常识都不知道，而我们现在的世界就到处是科技的成果，人们生活在科技的世界中，所以科学家应该有更高的地位，而科学在大学里也应该有更高的地位。此后大家就都知道了这场争论，这个形势也像希皮斯诺所愿望的那样，甚至已经超出了他的愿望。而当你们懂事的时候，情况就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学电子的、学生物的或者学理论物理的，我们原先认为是工科的东西，基本上是一门手艺，这些东西已经在大学中确立了地位，在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尊重；相反，人文知识分子开始叫苦了，你出去说你是教哲学的或者你是教古典文学的，那大概就是没有什么真才实学的，大概会有这样的想法。

　　 在欧美知识分子的圈子里面，情况还不至于这样。话语权还是掌握在人文知识分子手上，因为欧美的科学家们都忙着做实验呢，在报纸上写文章的还是这些人文知识分子。这些人文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有一个强烈的倾向，在政治上以左倾为主，基本上是比较左倾的，反对古典资本主义。那么碰到两种文化之争呢，他们当然是倾向于文科的。对于科学，最激烈的说法就是说科学是一种意识形态，也就说你像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或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一样，是编出来用于宣传的，说科学技术对人类的统治表示诸多不满，更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口头禅了。

　　 汪丁丁：让我补充一下，比如郭颖宜的博士论文《在科学与科学主义之间》，对科学和科学主义作出了区分，嘉映老师说的这个在浙大的语境里面指的是”科学主义”，就是说真正的科学一定是批判性的，认识到自己的边界而不会越出自己的边界。一旦不懂”科学”的人越出科学的边界并把它意识形态化的时候这就叫做”科学主义”。

　　 陈嘉映：对于”科学”和”科学主义”，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区分。但是在人文学者里面有时候就有点超出了对这两者的区别，即认为不仅”科学主义”是值得批判的，连科学本身都是资本主义垄断话语权的一部分，也是要批判的。这就比较极端了，而且持这种观点的人还很多。这个情景就发展到80、90年代，在政治上可能大家都知道在苏东巨变之后，欧美的知识分子在心里上受到了一次巨大的打击。因为大家本来是很反对资本主义的，但是没有想到先跨掉的是苏联社会主义。

　　 科学与人文的争论还在继续，尤其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占有上风的话语权。这惹火了纽约州立大学的一个物理学家–佛卡尔，他看到这些人文知识分子不懂科学但是经常在文章中引用科学，而且他们对科学的看法是错误的。佛卡尔和大多数科学家有点不一样，尤其令佛卡尔个人非常恼火的是他本人是个左派，他说左翼知识分子用不着用这样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包括捏造虚构这些东西。于是这个佛卡尔就想出了一个招术，他写了一篇论文，这个论文用最新的现代科学的发展来论证左翼知识分子的观点是对的，这叫一篇”诈文”，也就是说是一篇假的文章，是一个用来施展计谋的文章。其中他介绍了大量的现代科学的成果和结论，然后把这些科学结果毫无原则的应用到什么赞成妇女堕胎运动啊，赞成民族平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主张上，然后把它发给研究”后现代”的一个最著名的杂志《社会文本》。这些编辑们一看就特别的高兴，因为《社会文本》是后现代最权威的一个杂志，但是从来没有科学家参与他们反科学主义的运动，所以他们很高兴一个科学家给他们写文章，结果就把这个文章登出来了。一个月后，佛卡尔就在另外一个杂志上披露了整个事件，他说这是一个”诈文”，里面引用的一些所谓科学成果是在科学界人所共知的一些东西，而这些成果是根本不能推出这些结论的。这中间的逻辑推导完全是荒谬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他这个做法在好几个月里使美国、包括一些法国的文科知识分子目瞪口呆，这完全上了他的套。唯一能做的攻击就是说你佛卡尔这样做是不对的，在道德上是不对的。但不管怎么说，你上了当还是上了当，就是暴露出《社会文本》这种权威杂志或者所谓的人文知识分子对此的无知。此后，虽然有罗蒂、德里达这些大牌的文科教授起来反对佛卡尔，但是那边也有很多著名的科学家起来支持佛卡尔的，包括物理学家恩博格这些人，形成了一场混战。

　　 佛卡尔事件发生在1996年，几年过去了，很多杂志上还在争论这些事情。我讲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就是有这样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实际上包括很多后现代的文本以及现代的一些文科知识分子的著作，也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看懂的。实际上现在不仅是科学和人文的争论，加上一个老百姓的视角，就变成了一个三角的争论。我们既看不懂那些科学的东西，因为它需要高度的专业训练；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不懂很多现代文本，也看不懂很多现代艺术。这种情况其实在16、17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重大的转变，在那个时候科学、哲学、人文、艺术这些东西都是在沙龙里进行的，科学家们是出去做一些实验，这些实验也非常好理解，比如跑到不同的山上去测量气压，走得越高就发现气压越来越低，这些实验虽然我没有去做，但是你和我一讲，我就明白了。它是什么道理然后能够得出什么结论我觉得我也非常能理解。因此，科学当时主要不是是在大学里面发展的，就是在沙龙里面发展的。文学艺术也是一样，无论是达芬奇画一张画还是米开朗基罗做一个雕塑，只要放在那里我们过去就可以欣赏。哲学也是这样，虽然有人偏重哲学一点，有人偏重科学一点，有人偏重艺术一点，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共同的平台，不说老百姓吧，至少那些受过教育的阶层大家在一起交流并没有什么障碍。

但是到了20世纪末的时候，大家看到这种情况已经完全转变了。每一个人都只顾着自己的专业，他的作品也一般只能在圈子中被理解。像那些现代艺术吧，我也认识一些现代艺术家，包括很多现代诗歌也是一样，你到了那里之后一看什么都不明白，但是你仍然可以听到他们之间特别激烈的争论。本来我们觉得所有这些事情，专家都可以来做，但是作品呢？就不应该只是专家在欣赏，如果说我演戏我自己看，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结果呢，只有两件事情和我们一般的老百姓有关，一个就是科学通过技术转化出来的成果，科学我可以不懂，但是你科学弄出来的发电站发电我可以用，你造出来的核武器在威胁我的生存，这个是和我们大家有关系的。另外一种和我们有关系的呢，就是所谓的通俗文化，就是什么电视剧啊、各种流行小说啊什么的。在文化界真正被认为有文化品味的东西，那就和我们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