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缺少上升渠道的社会是可怕的。
纽约时报引述梁振英的一个观点在微博上引起哗然，他认为民主有“使低收入者成为主要政治力量的风险”。梁能说出这样一句话其实并不奇怪，这也是在大陆很多一知半解的伪“右派”中流行的一种观点，比如所谓“铅笔社”、国产奥派的一批写手，如薛兆丰，李子旸等，都是此观点的吹鼓手。连崇拜者众多的茅于轼，虽然有时候也做出政治反对的姿态，但是在微博上也常把民主描述成企业家的地狱。
实际上，这个观点无论在价值层面还是实证层面，都完全禁不起推敲。先简要说一下价值层面的问题。在一个正常国家，左派不用说了，即使是右派政党和学者，也断不会把社会保障看成是洪水猛兽。我在之前的专栏中介绍过“资金瓶颈”(financial constraint)这个理论。要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必须让每个人（尤其是未成年人）有机会接受基本的营养和教育，有机会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市场也才能享受到每个人的才智被充分利用的好处。即使是有钱人和代表他们的右派团体也很明白，一个缺少上升渠道的社会是可怕的。一群本来有可能获取正常职业的年轻人会变成无业者，进入性服务业甚至犯罪组织；即使是找到正常职业，也可能因为没有教育资源而没能创造出他原本可以创造的社会财富。这些不仅对穷人自身，对富人也是同样危险的。
但价值层面上的问题毕竟还是有争议的，更重要的是民主导致穷人瓜分富人财产这个判断在实证上是完全被证伪了的。世界上由民选政府“打土豪分田地”的例子可以说闻所未闻。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如拉丁美洲和东南亚，最大的问题从来就不是穷人发言权过大，而恰恰是富人发言权过大。虽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远比独裁国家要缓和，但是毕竟政府问责的途径尚不完全畅通，富人的话语权、政策影响力、自组织能力仍然不成比例地高于穷人。正因为如此，所有研究新兴民主国家的政治学、经济学学者，无一例外认为这些国家的贫富悬殊过大而不是过小。
至于已经很富有的发达国家，由于整个社会的信息获取效率和自组织能力已经非常之高，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政治不平等当然会缩小，再分配的规模也自然大幅增加。但即使如此，再分配也远没有达到灾难性的程度，富人资产的安全性仍然远远高于生活在专制国家的富人（虽然名义税收更高，但是被没收的不确定性更小，各种诸如行贿的灰色成本也更少）。这一点从富人移民的流向就可以看出：移民国外的中国富豪比例和移民中国的国外富豪比例哪个更大？有人说中国富人移民他国是因为中国护照不好用，旅行不方便。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中国护照不好用？难道不恰恰是因为来自中国的偷渡客太多？而为什么偷渡客那么多？难道不恰恰是因为贫富悬殊太严重，穷人太多，社会保障太缺失？所以可见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并非得不偿失，即使对富人来说也是如此。
为什么民主从来不会演变成打土豪分田地？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需要介绍给大家，就是所谓的多数人循环(Majority cycling)。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矛盾是穷人vs富人这一个单一纬度构成的，穷人内部和富人内部也有大量的利益冲突。比如出口行业和进口替代品行业之间在自由贸易问题上的立场就是正好相反的。同一个行业中的两个企业也往往处于竞争关系，哪怕二者的“阶级构成”相仿。同理，穷人和富人之间也有利益上的共性，即使你只是个底层工人，你也不会希望自己的老板破产让自己失业。除了这些纯经济利益的冲突之外，每一个社会还有大量关于宗教、族群、语言习惯、环境保护、性取向等非经济性质的价值冲突。这些也都让同一经济阶层内部充满勾心斗角，于是不得不从其他阶层那里寻找同盟。举个例子，如果有人提出一项法案，要求所有财产排名前20%富人的财产充公平分，它会被通过么？当然不会。首先，富人们可以与穷人中的一部分做交易。比如他们可以找到一个同性恋权益组织：只要这项瓜分法案不被通过，我们就联合你们通过同性恋婚姻的法案。或者他们也可以找到一个被政府限制的少数派宗教，承诺在涉及宗教的法案上支持他们。民主就是这样，群体和群体之间可以不断做交易，越是被一个潜在法案伤害严重的群体，就越是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来阻止该法案的通过。其次，即使没有这种交易，穷人们会一致同意这种法案么？如果我是苹果公司办公楼里的一个保安或清洁工，我真的会希望苹果的经理人们被瓜分财产么？我可以一次性地分点钱，但是如果他们移民，以后谁来给我发工资？总有人说，选民很傻，不知道怎么照顾自己的利益。真的么？不信你找一个美国普通的体力劳动者，问一问他瓜分富人财产会对他有什么影响？他的回答必会让你刮目相看。
总之，没有一个民主国家有永远的多数派，多数派中的任何一个群体都要担心自己有可能变成少数派，即使短期内不会，他们也与少数派有各种利益关系。因而他们不会蠢到搞什么“多数人的暴政”。如果你再听到谁跟你说，“穷人泥腿子拿到选票以后会分你财产！”你就让他先找到个例子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