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亚洲周刊10.23  文/谢梦遥 江雁南

来自微信公号：特稿痴迷者

必须承认，眼前的梁国雄，与那个将街头抗争与议会抗争进行到底的镜头前的梁国雄判若两人。他说话缓慢而温和，极少有反问句，没有丁点的攻击性。他的话里，基本没有斩钉截铁的口号与宣言。他谈论这场占领运动，偶尔穿插历史。

采访一开始，他就援引上世纪90年代的英国保守党“人头税”立法，“英国人比我们反应还要强烈几十倍，说都不说，一个周末几乎在所有英国的大城市暴动。结果不是人民给被镇压了，而是保守党内讧。”他以此比照现在香港的政治危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要是有这么大规模的占领运动，通常来讲，政府一定要有反应。”

但是类似的情况尚未在占领中环运动出现，政府的策略是按兵不动，等待示威者的内耗。梁国雄认为原因是政府不对人民负责，“立法会还有至少40%议员是功能团体选举的，他们是没有压力的，梁振英也没有压力的。这个真是政治的悲哀。”

占领已经进入20多天了。这天是周六，他原计划是要去和朋友踢球。但他最终还是坐在立法会的办公室里，哪也没有去。“今天我心情也不太好。”梁国雄对亚洲周刊说。“一个自发激进运动，跟一个和平抗争运动，本来是没有矛盾的。但现在出现了矛盾。”他没有给出详细的解决答案。

旺角已经出现了混乱，警方的“柔性清场”（号称只是移除障碍物）激起了强烈反弹，街区像战场一样被不断收复与夺回，示威者与警方冲撞，有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本土派在旺角占了多数——他们不接受金钟大本营的领导。而本已恢复畅通的金钟龙和道，已经发生了几次夜战。很多中学生模样的孩子们加入堵路，他们蒙上统一的口罩，仿佛做游戏。但没有泛民派的领袖站出来，公开约束这些行为。广场上的演讲者，讲的最多的是对警方暴力的谴责。贬损对手似乎成为了一种战术，他们有时甚至完全颠倒黑白。

相比其他议员，梁国雄的办公室略显逼仄，而且位于楼道拐角的深处——他说他毫不介意别人先选完办公室他再选。他不拘小节的个人风格也在这个空间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到处堆满了书和杂物。他是个社会主义的托派，敬仰切格瓦拉，切格瓦拉几乎存在于办公室每一寸空间里，他穿着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黑T恤，背后的书架上摆着切格瓦拉的玩偶，多处地方有切格瓦拉的照片，连他最新买的五本书，都有至少一本和切格瓦拉有关——《玻利维亚日记》。

他58岁，今年步入议员生涯的第十年。他说自己是个“永远的大中华派”，认为中国的民主和香港息息相关。他被人们称为“长毛”。一头披肩的灰白长发是他的标志，他扬言六四不平反，中共不倒台，就不会剪掉长发。但这个标志在6月还是被剪断了，因为两年前的一场冲击事件，他被判入狱四周。按惩教规则，“男囚犯必须剪短发”。

入狱让他错过了香港学联在七一发动的占中预演。如果他在现场，最终的被捕者会变成512人。但他没有错过9月26日学生们发动对公民广场的突袭，尽管从计划提出到实施只有一两个小时，他还是得到了信息并加入其中。这个事件成为了如今占中运动的导火索。

一直以来，他游移在占中三子为核心的温和泛民派之外，并没有积极参与相关商讨。早在7月他获释之初，他就对戴耀廷说，“运动一发动，你就应该宣布占中运动已经完结了，公民不服从运动开启了”。他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多的人能够才能发动出来，他预想占中可能很快被清场，第二波、第三波的发动权应该交给群众。

后来发生的事情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当占中变成一个去中心化的群众运动，并扩散至三个占领区后，梁国雄再次建议戴耀廷，赶快宣布占中运动结束，去搭建一个议事与决策的联合阵线，仅给群众提供食物和水是不够的，而是应该组织起来，“人来人往，至少有一个通信方式，比如你住北角的，就你们自己去搞。”他觉得还应该建立“宣传部”，针对对手发表的言论进行反驳。但戴耀廷还是没有同意，认为不是合适的时机。

事实上，这个想法绝不容易实现。占领者之间分歧日趋明显，有人主张不需要任何领导、代表，就没有背叛与撤退的鼓吹，让政府自行提出最好的条件。而任何政治力量浮现，很容易背负骑劫群众运动的指责。不同的团体之间，也对底线和目标存在着不同看法。维持现状，可能是占中三子的最不糟糕的现实选择。

激进与温和，从来是泛民内部的路线之争。在梁国雄看来，“激进”绝非贬义，他理解为依靠群众的直接行动。在过往，他有过很多带有冒犯的激进之举，他扛着棺材走在游行队伍前，高喊特首下台的口号，是在新闻中多次出现的经典画面。

然而在这场运动中，以往香港街头运动的主角梁国雄，却处于被边缘化的尴尬局面。他让人印象深刻的亮相，也仅限于9月27日的下跪。当戴耀廷宣布占中提前启动，许多人因理念不认同而选择离开，梁国雄请求他们留下支援。“我知道，我的谦卑会成就我们的事业，所以，我要下跪。”他对人群喊道，然后跪了下来，不止一次，在龙和道、立法会大楼外、中信大厦前……他总计跪了五次。

但在那之后，他的影响力似乎就消退了，或许，他没有刻意再发挥自身角色的功能。他只去过一次旺角占领区，没有演讲，他觉得没有明确的态度不若不说，在金钟的晚间大集会上，至今也只发言过两次。他的大部分时间是把守在特首办前的龙和道——那里是学联控制之外的地方，但后来也妥协撤退了。

他反对野猫式零星占领，理由是易攻难守，“不主张去冲，只有守得住才叫占领”，而且不利争取大众支持。这或许仅仅是纯粹的占领战术上的考虑，但在那些比他更激进的人群中间，他变得不再显眼。

没有最激进，只有更激进，成了广场权力来源的潜规则。在僵局之下，领袖资格来自于所占领空间，以及能否创造新的议题。一个叫阿Dee的青年人成为了新晋的广场代表，他与占中三子等一起站出来，面对传媒。以他为核心的某个独立学生团体把守金钟道，那条路是类似额外开辟的占领区，与主干道一街之隔。关于那条道路的开放与否，阿Dee的意见至关重要。

梁国雄终究是个政治人物，说辞有时也会难免圆滑，让他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他暂时没有亲赴旺角死守的意愿，但表示要把旺角放在全局考虑，“只有在抗争的过程里，他们才能知道，我们是一起的。”他拒绝过多地评论学生的表现，“还是少说一点为妙，人家在斗争，你还在说三道四”。他透露出对联合阵线未能形成的失望，但又赞美对广场的自发状态。他明明刚与学民思潮合作拍摄了一个关于拘捕后如何应对的短片，但被问及与学生的互动时，他用的词句是外交部式的，“没有联盟”。他很少讲细节。

他也知道，这场占领是难以长期进行下去的，“我们碰到的是一个完全没有弹性、也不需要弹性的当权者。”他不看好学生与政府的对话。那么，当结束时，这场运动带来了什么？

“我常常说，现在很多爸爸妈妈都反对他们的子女站出来。你想想，现在那些年轻人，在20年以后，他还会反对他的儿女吗？他不会反对，他会跟他的儿女一块站出来。”梁国雄说，“结果就是留下一个种子，你不能把它忘掉。”

在采访的最后，就像采访的开头一样，他简短插入了另一段历史。“香港已经完全改变了。就好像俄国1905年革命以后一样，所有的（一切）完全洗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