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参|央视前制片人王青雷致北京副市长的一封公开信
2014-11-27 王青雷 蓝媒财经
注：一年前，央视《24小时》栏目原制片人王青雷，以“告别央视、告别十年”为题发布长微博，宣告离开央视。他在微博中写道：告别央视，告别十年，告别我曾经寄予新闻理想的地方。写下一些“真话”，留给我的同事，留给我的领导，留给我自己，也留给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为了这些真话，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不是离开，而是遭遇不公也坚持的信仰。
王青雷的离职感言，当时曾在媒体圈引起巨大关注。在离职前，他曾任《足球》报记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主持人、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新闻周刊》记者、《新闻1+1》主编、《24小时》栏目制片人，并于2013年11月27日办完离职手续，正式离开中央电视台。
今天凌晨，他以北京市民的身份，就北京拟研究论证机动车单双号限行一事，再次通过发微博的形式，致信北京。
以下为王青雷公开信全文：
论“单双号限行应该缓行”
——致北京市副市长李士祥先生的公开信
李士祥先生：
您好！
我是北京市的一个普通市民，这两天在新闻报道中看到“北京市将研究论证单双号限行政策”，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研究并不是就要实施，而是对这个意见进行充分论证。”作为市民，我非常感谢北京市政府，在这个关系到2000多万人口的重大公共政策问题上，审慎而严谨的态度。也正是基于北京市政府这样的态度，我想作为一个市民，应该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拿出来，成为征求意见的一部分。毕竟，作为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倾听民意、以公众利益为本即是它职责所在，也是衡量它是否合格的一个客观标准。
“单双号限行政策”目前在北京应该只有两次的尝试，一次是2008年的奥运会，一次是今年的北京APEC会议。两次出台这一政策的原因不同、需求也不同：2008年当时主要是解决奥运会期间交通拥堵的问题，以保障这项国际最重量级的体育赛事得以顺利举办；今年的主要目标是解决雾霾问题，让首脑云集的APEC在蓝天白云之下共襄盛举。面对两次政策的实施，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不少，但是考虑到所谓的国家形象，北京市民还是响应了市政府的号召，执行了这一政策。使得无论是北京奥运会，还是APEC会都完美收官。
在这里我们先不讨论这一临时政策的合法、合理性，以及它是否真正为中国这个东道主赢回了所谓的面子。而是认真研讨一下，如果作为一项长久之计，它是否合理，应该做怎样的调查研究。
我们首先来探讨“雾霾问题”。近三年来，是北京雾霾严重、日趋恶化的三年。但是直到今天，北京市政府都没有拿出一份权威的、具有公信力的、科学的研究报告，向公众证实：车辆的尾气，到底和雾霾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量化关系？有的专家说占到40%，有的专家说只有百分之几，那么又为什么同样车辆繁多交通拥堵的其它国际大城市没有雾霾天气？我们有没有可能请一家国际上信誉度高的专业机构，来做一份诚实可信的科学报告告诉公众：与东京、纽约、伦敦这些国际大城市相比，绝对汽车总量相差不多的状况下，由于交通密度和空气条件的不同，汽车尾气在雾霾中的科学比例到底是多少？而工业污染、农业土地污染、工程扬尘又占了多少？并且这一比例能否通过汽车本身国际环保标准的提高和油品质量的提升可以加以解决？
我想如果这一问题，公众能够得到一个可信服的答案，才拥有进一步讨论是否应该单双号限行的前提。如果拿不出这样一份报告，只是以防治雾霾的理由来推动政策的实施，恐怕难以服众，也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有的科学态度。
补充强调一点，根据媒体的报道，我们知道在整个APEC会议期间，多省联动关停了2000多家治污企业。那么为什么会议结束之后，这些治污企业又必须重新开工、投入生产了呢？如果各地方政府依然在为了经济利益、再就业难题而裹足不前，那么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我们很难相信国家和政府的治霾承诺，不会沦为一句被“掩霾”的口号。在当今的中国，还有什么比人们的健康福祉更基本更重要的国家利益吗？没有！那么关停治污企业，就不应该成为一个仅仅是为了一个国际会议而单独设立的“面子工程”。
再来商讨一下拥堵问题。北京市的交通拥堵十分严重，但不是世界孤例。国际大都市一般都存在这一问题。导致这一问题核心两个要素，一是日益增长的城市汽车总量，另一个是城市道路交通总体规划的不合理。全世界一流的国际大都市，在面对这一问题时首先做的是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完善自身的不合理设计，而后才是在最低限度出台一些限制措施，并且由于这样一些措施所获得的经费收益，必须专款专用，以透明公开的方式用于道路交通的治理当中。在这一点上，很坦白的说，北京市的道路交通管理部门可做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把更多的责任和问题放在自身的完善和改变上。
另一个问题，依然是公车问题。北京市曾经公布了自己的公车数量62000多辆，当然这还不包括未经披露的中央直属机关、部级单位、国家级机构的公务用车数量，想必这个数量并不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数字。那么这些车辆，能不能帮助北京每天170万左右车流量的道路交通减负呢？
看看我们的近邻韩国：韩国首都首尔市人口1200万，拥有近300万辆车。为解决交通问题，首尔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以身作则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把公车数量砍到只剩4辆。这4辆公车的分配情况是，市长一辆，3位副市长各一辆。4辆公车的任务是确保市级领导各种公务活动的交通所需及上下班的接送。在完成一天的公务后，公车必须返回市政府并登记。为确保政府工作效率，首尔市政府建立了一套高效的公务车运营管理机制。
事实上，这并不是特例，英国伦敦、日本东京、美国华盛顿，从地方政府到国家机关，公务车辆都是受到严格控制的。如何证明我们社会制度真正的优越性，我想最好的证明应该是我们的道路更干净、我们的饮食更健康、我们的生活更安全、而我们的政府更廉洁。很多人说，“要把政府的权力关进笼子里”，我想说这句话不完整不全对，应该是“把政府的权力关进透明的笼子里”，因为如果关进的依然是一个黑箱的笼子，权力同样不会受到应有的制约。
如果政府对于雾霾问题、交通拥堵问题已经尽最大的限度完善各种措施，我相信拥有大局观的北京市民可以牺牲一部分自己的利益为了共同的环境。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政府还有太多的工作没有去做、没有做好。我之所以说“单双号限行应该缓行”，不是基于对于这项政策本身的反对，而是不希望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把依靠行政命令解决问题的“懒政思维”延续下去。
就像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关心的出租车行业暴利问题，实际上北京市的六万多辆出租车，完全可以到市政交通部门缴纳低额的管理费注册登记，甚至安装行车监视仪进行管理。而没必要向出租公司缴纳比课本里万恶的资本家更无耻的剥削。然而，由于政府无力斩断背后的利益集团，最终只得以提高车价的方式保障出租车司机的利益，而把经济负担转嫁给消费者。这种“懒政的思维”表面上解决了问题，实际上造成了整个社会对政府的不满与怨气。
由于工作原因，我曾经在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先生还是安徽省委书记的时候，在北京的京西宾馆采访过他。印象当中，这位在西藏磨练多年的省部级高官，不像中国的大多数官员一样只讲空话套话。他能从普通民众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寻找办法、解决问题。希望这一届的北京市政府也能够有这样的工作态度甚至执政理念。
因此，在“单双号限行”的问题上，我强烈建议应该缓行。APEC的会议只有几天，北京奥运会只有两个月，而2000多万城市人口要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甚至一辈子一辈子的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他们的福祉和权利才是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府最大的利益考量。对于事关他们切身利益的每一项重大公共政策，政府都无权、也没有资格轻易的剥夺公民的权利，因为没有人民，政府就没有存在的根基。我相信这也是李士祥副市长讲话中谨慎的提出“论证研究”的真实初衷和言外之意。
言辞不周，抛砖引玉。
一个普通北京市民
王青雷
2014年11月27日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