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在微博上写下这样的文字：中国的老百姓是全世界最好的，即使受了天大的冤屈，国外媒体要采访，也会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国家的事、我们家的事，你们别管了。”可以评选为感动世界人物。
这是看到内蒙古高院关于呼格吉勒图“流氓杀人案”立案再审的消息公布后，国内外媒体记者蜂拥而至，纷纷要求采访呼格吉勒图父母李三仁夫妇，他们却只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拒绝了国外媒体的采访而写。
依照常理，在法院立案再审的节骨眼上，李三仁夫妇借助中外媒体壮声势，一吐积压多年的不快，是多好的机会。即便拒绝外媒记者采访，也可以找一个更体面的理由，而不至如此“体谅”。
有论者说，两位老人之所以如此做，很可能是事先被当地官方打了招呼，不敢接受外媒采访，因为记者采访完就走了，而他们还得生活在那些官员的治下，权衡左右，只好选择拒绝。
为什么很可能被事先打招呼？概因当局担心一件刑事案件，经不受管控的外媒报道，万一上升到政治高度，说不定又要批评中国大陆的司法不公、人权等问题，影响大陆的国际形象，故而提前给二老打招呼。
其实，就算二老没被事先打招呼，凭他们几十年的人生阅历，恐怕也不敢轻易接受外媒采访。个人私自对外发声，万一捅出点什么，会被上升为外交问题、政治问题、安全问题，吃不了兜着走，有摆脱不了的麻烦。要在过去，别说在这种事情上发声是危险的事，就是海外有亲戚、有“海外关系”，也是一辈子沉重的包袱。
所以，与其说二老的拒绝源于愚昧，不如说源于恐惧。是因为害怕可能被“秋后算账”，害怕一切或隐或现的打击报复，害怕失去现有的安稳日子，虽然有天大的冤屈，难言的悲痛，只能说点别人想要听的话。是恐惧让他们变得谨小慎微，看起来多么“体贴”；是恐惧让他们变得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恐惧让他们失去了言说的自由，堂堂正正做人的勇气。
事实上，大陆有很多人因为恐惧而活得畏畏缩缩，包括我自己，我们的生活中布满了本不该有的“禁地”、“雷区”、“红线”，不敢越雷池半步，我们说话非言为心声，而是惯于说假话、谎话、套话；做事担心失去目前的一切，投机主义站队风行；只有在私下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我们的尊严、自由和个性，被恐惧无情地粉碎。
而深度的恐惧则是对恐惧本身享受如常，生活在谎言中而不自觉，甚至对探究真相真理失去了兴趣，对自由本身也失去了兴趣，你就是给他个一吐心声的机会，他也没有兴趣，他已经习惯了因恐惧而来的麻木状态、奴役状态，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虚假的安全感。在恐惧之下，是难有自由的。
所以，当他们被冤枉了，得到了平反，恨不得跪地谢主龙恩，浑然不觉这本来就是自己应有的自由和权利。这种恐惧并不是通常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情感，而是如哈维尔所说，是“对一种持久的、普遍存在的、危机的集体意识或多或少的分享，忧虑什么是或可能是受威胁的，并逐渐变得习惯于这种威胁。”
这种恐惧很大程度上是不受约束的权力导致的心灵灾难。在一个权力横行，权力者凭权力予取予求、通吃一切的社会，法律制度沦为一纸空文，每个人都生活在不确定的恐惧之中；就算你不去找麻烦，麻烦也可能找上你；就算你老实做人，在没有充足证据支持的情况下，竟也会被判个故意杀人、流氓罪，含冤而死。试问，自己的东西、包括生命，随时可能失去，又岂能不心生恐惧？
1941年，罗斯福在给美国国会的咨文中提出“四大自由”，即美国人及世界其它地方的人们都应该有权享有言论和表达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彼时，罗斯福所说的免于恐惧的自由，是从避免国家之间战争灾难来说的，而今，免于恐惧的自由，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也写进了联合国人权宣言，成为全世界人们的追求。
中共早在建国前，就呼吁罗斯福的“四大自由”，1945年，毛泽东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激情洋溢地说：我们建设的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载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
几十年过去了，中共应该扪心自问，这一庄严承诺是否兑现了，倘是没有很好地兑现，又该如何努力？一个有抱负的政党，不应该忘却自己出发时的理想。而政府的职责就在最大限度地保护人们免于恐惧，获得自由，这是人类形成政治社会、生成政府权力的基本出发点，倘若不如此，何苦劳神费力供养政府？李三仁夫妇本应受到公权力的保护而免于恐惧，结果却陷入对公权力更大的恐惧中，这是莫大的嘲讽。中国不需要感动世界的老百姓，需要免于恐惧的公民，需要强硬的法律和制度，保障每个人“免于恐惧的自由”。
写下此文，虽然不免恐惧，但还是为了不长期的恐惧而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