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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按：四九年后的图书馆管理，有其相当特别的一面，既不同于民国时期图书馆管理，更不同于西方图书馆管理。即便他们“学习”苏联时期图书馆的管理，恐怕在管控方面，倒是苏联还得反过来向中国官方学习。从管控的角度看，四九年后官方诸种管控程度的加深、细密以及无所不在的程度，可能是任何一个国家及机构无法比拟的。
六年前我发表这一系列关于图书馆的文字时（《我为何被逼成藏书家》、《从图书馆管理看官方愚民本质》、《再论从图书馆管理看官方愚民本质》，均可以在本公微的历史消息里查看），曾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图书馆专业人士，有过一些交锋。大约写过三篇这样的东西，到时我将他们的质疑与我回应发上来，以便大家看看专业人士的回应，其专业在哪里，是否因为有昧于自身利益的成份？别小看这些讨论，对于善于思考的人来说，正可以小见大。2015年1月8日于成都
去年9月30日我曾写过一篇《从图书馆管理看官方的愚民本质》，引起了一些图书馆业界人士的探讨与辩论，除了少数稍有见解的人外，大多都是对自己行业的不适当辩解。今年3月18日我又从1958年对刘国钧和杜定友二先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梳理了中国图书馆管理的愚民倾向，写了一篇《再论从图书馆管理看官方的愚民本质》。在中国，任何一个行当如果遭到哪怕再切中肯綮的批评，都会受到业内人士的不适当辩解。什么叫不适当的辩解，在我看来如果不是学术探讨，而是对业界诸种行为尤其是其间的潜规则行为护短，这就叫不适当的辩解。业界人士不认真反省业界的事情，而是无论怎样都护短，轻了说这是当事人利用自己的公共职业所建立起来的知识优势，违背利益方应有所回避的做事原则；重了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丧失了一个学者应有的中立情怀。事实上，拿纳税人的钱所办图书馆的公共性质是不容质疑的，不管你是哪一级的图书馆，服务读者是图书馆的要义，是重中之重。但中国现在的图书馆到底怎样服务读者，你也许会像中了六和彩一样得到一次好的服务，但总体来讲，只要你不抹杀事实，恐怕没谁满意当今中国图书馆的服务。
有许多人自豪于中国私家藏书业的发达，从古到今如数家珍，对此我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我愿意再重申一遍我的见解，中国私家藏书业的发达，正是因为中国图书馆的公共性质低下和服务薄弱所致。应该说在二十世纪初期之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只有官方图书储藏机构，因为这样的机构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到，哪怕是偶尔惠及外人的民间藏书楼如天一阁，也只是朋友间私人看书的场所。我承认中国因此保存了一些书下来，但更多的由于不利于官方的统治，而被官方用各种方法毁掉，最“文雅”而又让专制下的知识分子打不出喷嚏的搞法便是清朝的编辑“四库全书”。比这做得更直接的是，四九年后，把所有不合自己意识形态的书籍，都定为反动书籍，而一律销毁。而把看他们认为黄色的书籍如《金瓶梅》当作领导的特权，自然看各种大字本也是他们的特权之一。像灰皮书、黄皮书也得有各种关系和级别，才能通过内部渠道买到，四九年后的内部发行图书，是明目张胆地侵犯公民对知识的自由了解权利，这样的事可谓不胜枚举。
还有不少人喜欢辩解中国图书馆如何的好，但这些辩解无法自解读者为什么对图书馆的服务如此深恶痛绝。同样无法自解的是，图书馆的采购、上架以及读者借阅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禁忌，以及对知识自由探索权利的侵犯。为什么图书馆里看不到各种你想要看到的港台书？为什么你想要看某种书的时候需要你的级别，而不是一视同仁？有辩解者会说，这不是我们图书馆能够解决的，我承认把责任完全推到图书馆界，是不符实情也不公平的。但问题是，我们哪里看到过图书馆界对此有个真正公开的反省与像样子的学术探讨，并将这种学术探讨普及化为媒体的注意，从而引起其间的变革，以便更大程度为读者服务。现今图书馆界直接借书人的素质之低下，我仅有的几次借书经历，那真可谓令你啼笑皆非。据说这都是拜各级官员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放到这里养老所致，真可谓“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 啊。
前不久又得几册五十年代关于图书馆的小册子，分别是《苏联工会图书馆工作教材》、《农村图书馆的儿童读者工作》（卡斯宾娜）、《图书馆工作》（1956年第三期）、余何编《农村图书室怎样管理图书》（山东人民1951年6月版）、《图书馆与文化学习》（洪焕椿著）、鲍格莫洛娃等《流动书库》（时代出版社1955年4月）、《苏联图书馆条例》（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编印）。不看你不知道，一看就更加让我看出极权制度的图书馆事业，服务是它的余事，愚民才是它的正业。随例十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订的“少年儿童图书目录”中的书，你就可以知道愚民才是从娃娃抓起的（见《图书馆工作》1956年第三期第55页）。一：鸡毛信；二：杨司令的少先队；三：高玉宝；四：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五：保卫延安；六：少先队员的秘密；七：同志们和你在一起；八：刘志丹的故事；九：刘胡兰小传；十：黄巢起义。
2008年10月5日6：57分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