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的一篇收录在《看见》中的旧文《我为什么不想再回山西》，近期在微信和微博上多次转发，竟然惹出了诸多争议。赞成此文者有之，而不少人——特别是一些山西人痛斥柴静的“公知范”，责备她丑化故乡甚至数典忘祖。
有人举出许多史料来证明山西也有山清水秀的地方，包括清澈的水和盛开的荷花。因为柴静那篇文章中写道：“我1993年考大学离开山西，坐了三十多小时火车到湖南，清晨靠窗的帘子一拉，我都惊住了，一个小湖，里头都是荷花——这东西在世上居然真有？就是这个感觉。孩子心性，打定主意不再回山西。”
山西有近1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表里山河，从雁北到晋南，自然环境当然不会相同。不用说环境尚好的百年前，即使今天去太行山中找到一片干净秀丽的地方也不难。但不能由此就否定柴静真实的记忆和一个北方姑娘初到南方的深刻感受。柴静是临汾人，她成长的时期，临汾那个地方的环境状况怎样，我想不仅仅山西本地人，即使对中国环境污染状况稍有了解的外地人也应明白。
柴静1993年从山西临汾来到湖南读大学时的前四年，我离开了湖南北上读大学。离家时我的心情和柴静刚到湖南时差不多，不过我的想法是：总算离开湖南了。这个地方，毕业后打死我也不回。
在少女时代的柴静眼里那么美丽的湖南，而在生于斯长于斯的我的心中，恰如她的山西，是一个不愿再回的地方。
柴静在文中说到她这种对故乡决绝态度乃是“孩子心性”。没错，就是“孩子心性”。在少年人的心中，远方的风景总是美丽的，因为熟悉或者因为不如意，甚至仅仅是少男少女对未知事物的憧憬与好奇，故乡却是不那么可爱的，有机会就想逃出去，去看看外面的天地，如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言“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故乡的种种毛病，在决心离乡的年轻人眼中，总是被放大。
比如我的故乡湖南邵阳，在读中学时的我看来，百无一是。
首先是治安不靖。对我们乡下孩子来说，几十公里外的邵阳市简直就是一个土匪横行的沦陷区。进城的农民被偷被抢是寻常事。我读高一时，邵阳破获了震惊全国的黑社会性质团伙“枭雄会”。枭雄会的团伙为了练胆子无故杀人，其头目刘志高武艺高强、心狠手辣。枭雄会的重要人物被处决后，邵阳的治安并没有好转，剁脚筋、砍手指的事时有所闻。我读高中的县城，距离邵阳市才10公里，县城的团伙常与邵阳市的团伙械斗。我复读那年看到一个帮会为被杀的兄弟在县城公开出殡的大场面，也目睹了一个人被仇家在距县法院、检察院、公安局仅几十米的大街上砍死的惨状。上大学时寒暑假回家或去上学，在邵阳火车站候车时，总有善良的大妈提醒“手上的包包不能松手呀，一松手就不是你的啰”。
其次是基层社会官民矛盾的冲突。那时候派出所纠集了一些二流子组成“联防队”，到处抓赌，哪怕是村里人打字牌带点彩，他们闻讯后常蜂拥出动来“抓赌”，用绳子绑到派出所或乡政府，没收随身所有财物，再罚一笔款才放人。计划生育工作队和收农业税的干部下乡牵牛赶猪、扒房子，是各村的寻常场景。
在故乡这种清贫而混乱的环境中长大，当考上大学能远远地离开家时，那种“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欣喜可想而知。从自然风貌来说，西北实在是荒凉而贫瘠。火车过了天水后，我看到铁路两边的山几乎都是濯濯童山，灰黄的土坡一眼望不到边。但我没有感到沮丧和失望，相反觉得西北有一种雄浑的大美。——这是十八岁离家远行的年轻人正常心态，因新鲜而带来了美感。
一个人特别是男人对故乡的感受，可能和对父亲的感受相似。处于青春期的人对父亲总是不那么恭敬，觉得父亲保守、古板，被时代淘汰了，而随着年岁增长，人到中年后，就能理解父亲一生的艰辛和对自己博大的爱。我对故乡也是这样，上大学离家时，看到的几乎都是故乡的种种丑陋，怨她恨她，只有在和宿舍里的哥们吹牛侃大山时，才会对自己的故乡不吝赞美之词。等我定居北京后，离乡的岁月越来越长，又加上年岁增长，对故乡的感情会悄悄地发生变化。
从湖南说到山西。这个省和我缘分不浅，我的妻子是山西大同人，我家儿子算得上半个山西人。第一次去山西，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跟着还未结婚的妻子登门拜见未来的岳父岳母。那时山西——至少“煤都”大同给我的印象和柴静文中所描绘的基本一样。去时正是冬天，我想不到山西第二大城市显得那样的破败，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街道。妻子陪着我去云冈石窟，那时候石窟周围皆是秃山，裸露的造像面前几百米就是拉煤车日夜不停的国道。我看到塑像的鼻梁上、眼眶里都落着黑色的灰尘。我对妻子说：再这么下去，云冈的菩萨要成非洲黑人了。
雁北地区和晋中、晋南的地理、气候和民情差别不小。我第一次踏足晋南，即是到临汾。大约2001年夏天，还是记者的我与《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一起去采访。我对临汾的第一印象和大同差不多。也是灰蒙蒙的街道灰蒙蒙的天，不过那时候北京的空气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没有什么惊异。
那年夏天晋南似乎特别旱。我知道这是中国农耕文明重要的起源地，后土神的故乡在临汾，农耕文明早熟的地方一定是雨水丰沛、土地肥沃。我俩抽空去拜谒了尧王庙，所谓“三代之治”即起源于此。可看到的庙宇和塑像，多是近些年才重修的。我当然知道这怪不得尧都的人们，全中国的文物都曾遭受过大劫，山西还算是文物保护最好的省份。汾河只剩下一条干沟，没有一滴水。我当时想起了汉武帝《秋风辞》中两句“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这是武帝来此祭祀后土所作的。我在大学时读到这首诗时，想象中的汾河有着和我故乡资江水一样的“素波”。
只有到了霍泉时，我才有一种清爽的感觉。霍泉的水汩汩地留着，那样清澈，那样灵动。汇到一个几亩见方的水池，水池里长着水草，水草间游鱼可数，水池边树木葳蕤。——百年前汾河流域大多数的村落应该是这样的。
近两年因父母年迈多病，也托高铁开通的福，我频繁地回湘。由于夏天的大同更为凉爽，这两年儿子在姥姥家度过暑期，于是我也更为频繁地去大同。我从所见所闻上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判断：无论我的老家邵阳，还是妻子的老家大同，这几年的自然环境好于十几二十几年前。
我的老家呈现的是：市井繁华、乡村枯萎、山川秀美。市井繁华的原因不用解释，只是这些年中国城镇化大潮中一隅的景象而已，乡村的枯萎并不是贫穷，而是青壮年离开后的必然。老家——甚至整个中国的乡村，一天天丧失了生气，村庄里只有老人和小孩。有一年初冬我回家乡，天刚下完小雪，大白天我站在二楼眺望，整个村庄寂静得可怕，没有人声鼎沸，甚至连牛羊的叫声也没有。这和我少年时的村庄完全不一样。尽管有一点点伤感，但理性告诉我，中国将有无数个类似我老家那样的村庄，在未来的岁月里，随着老人的逝去，一个个变成废墟，进而消失，只留下丛生的茅草和灌木。
因为广大乡村人类活动的减少，以及大批青壮年远走他乡谋生，故乡漫山遍野的草木在疯狂地生长，生态变好了。我度过少年时光的80年代，整个中国乡村承载的人口可能达到历史的顶峰，我的故乡也不例外。又因为乡村贫穷，农民必须得砍柴、割草作为燃料来补充煤炭的不足，我的村庄四周，除了村集体严禁斧斤入山的乔木林，其他的山头上、田埂上，每一棵灌木每一株草刚刚探头，就被砍倒割尽填了各家各户的土灶。而坡地被大量地开垦用来种玉米、红薯、大豆等经济作物。而今坡地和一些梯田退耕还林，松树、杉树茂密。灌木、野草更是自由地生长，不要说砍伐，连人迹都罕至。
因为村村通，水泥路修进村落，村口一条石板铺成、有四百来年历史的古驿道，已然废弃，没有旅客行走，也没有樵夫和牧童踏足，于是布满了荆棘。每年清明我们兄弟回家走这条路去对面山上为祖母扫墓，必须手持柴刀，披荆斩棘方可前行，这让我想起祖先来这个地方定居时，应是如此“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大同这两年，城区由于一位铁腕市长的整治而改观——虽然其做法不无非议，但效果却是明显的。且不说城区道路、楼房的变化，整个城市的空气质量好得让我不敢相信这是煤都。去年夏天我每两周去一次大同，每次都能看到典型的塞外天，空气爽朗、天穹澄碧，一朵朵白云像棉花糖一样游走在头顶，难怪大同曾经叫“云州”。这年中秋我在大同度过，中秋夜的月亮大如银盘，悬挂在楼顶。我带着儿子来到户外，指着月亮，教他吟诵李白的诗：“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白云端。”这样的情形，在北京近乎奢侈。
第二天，我和妻子、岳父岳母带着儿子去云冈石窟。距上次妻子陪我前来已有十几年了。十几年的时光对那些静默不语的佛像而言，只是一瞬。云冈景区变得我认不出来了，昔日的秃山都种上了树木，石窟旁边的一个煤矿由于资源枯竭变成了矿井体验旅游景点。走运煤车的国道改到了离景区十几公里外。核心景区即洞窟的外面，修建了辽代风格的庙宇，还有一个长着芦苇、有鸭子戏水的人工湖。游客要经过甬道和人工湖上的桥梁，走上十几分钟，才能到洞窟前。我的岳父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同人，也是多年未来光顾了，那一刻他很自豪，对我说：“这才像回事么”。
或许由于我的家乡和妻子的家乡环境都在变好，也可能由于人到中年变得宽容，不再那么愤怒，我现在对湖南和山西的感觉也越来越好。我的乡愁里，昔日的怨怼之感在减弱，而依恋的情分在增长。
（本文原标题为《有一种乡愁叫爱恨交织——兼谈我眼中的湖南和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