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学东
作者按：
在农历新年到来之际，因为新冠疫情，全国各地一片呼吁尽量就地过年之声。当然，目的是为了阻隔疫情扩散。
自2020年突发新冠疫情以来，各地为堵塞在外工作人员返乡，不仅出现了太多奇葩标语，还出现了各种堵截行为，这种标语行为多出于无知愚氓的恐惧自保，既不顾亲情，也目无法律，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被默许。2022年初山东某地警方通告：所有省外拟入返人员提前三天报备，接着是河南地方官员的“恶意返乡先隔离再拘留”的叫嚣。事实上，做了多少次核酸都不能进家门的新闻，不断爆出，刺眼扎心。
我内心多少有些庆幸，幸好故乡在江南。虽然江南早已也是胡尘涨宇，但毕竟现代文明浸淫，还未到如此可怕荒唐的地步。
我充分理解防疫的重要性和严肃性，也理解就地过年的良苦用心，但是，我坚决反对一个城市出现数起病例所在城市的人就被拒绝返乡，或者返乡就要集中隔离的政策。自由流动是个人不可剥夺的天赋和法赋权利，尤其是春节回家，更带有个人特别的价值立场。
2022年春节将近，我早早地和太座讨论了春节安排。讨论决定：跟去年一样，我回家探望父母并处理相关事务，太座带姑娘留守北京；万一遇上疫情回不了北京，我就踏实在江南呆着。我们俩的盘算是，一来我不像太座有养家的小本经营要看顾，姑娘要上学，一个无业游民困在哪都无所谓，何况还是家里，成本最低；二来，无论在北京还是江南被困，还可以遥相照顾。这是前两年的历史经验。2020年回家过春节，我就被困在了江南百余天。
2022年1月23日早上，在摸透故乡防疫政策后，我踏上了返乡列车。从北京出发，我所在的车厢，客人不到两位数，从未有过的空旷安静。
于我而言，所谓回家过年，必得是在大年三十年夜饭开始前到家。这也是中国人回家过年的传统。
自我1985年第一次离家远行，到今年，无论在京还是在穗工作生活期间，算起来大概只有四次没有回家过年。一次是1990年代初，准备考研究生离开大兴，遂在北京印刷学院的宿舍将就着过了一年；2006年初我搬至如今所在的丰台后，母亲带着弟妹侄女来京过了一个短暂的春节，也算是给我新搬的家暖房；在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年，2017年的春节，正好轮到我值大夜班，太座带着姑娘回了江南，而我一人在京，值完一周夜班后才回故乡探亲；上一次，则是去年，2020年，因为姑娘面临高考，跟父母太座商量后，决定在北京过个年，毕竟我岳父母年岁大了，也得照顾一下，过完年我才下的江南。
2022年1月16日深夜，当我点开“铁路12306”APP的时候，我查询的每一个出行日，都不可思议地写着余票充裕。
说不可思议，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赶上春运自己订票竟然有大量余票。
1，曾经一票难求，漫漫回家路
自1980年代开始，中国的春运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季节性人口迁移的人文景观，我的春节回家之路，就像一只候鸟，不仅见证了这一历史景观，并成为汇成这一巨流的一份子。
我1985年开始到北京读书。那时，上大学还不像今天这般容易，大学生不是很多，正处在被视为天之骄子国之栋梁的后期，社会上对大学生多有照顾。比如，大学生寒暑假买票，铁路局会安排人到校订票，享受籍贯地的半价优惠，学校还安排车送返乡学生去车站。
彼时，学生回家尚算容易，但从故乡回京的车票，就不太好买了，尤其是始发苏州终点北京的直快110次，最难买。我家在农村，彼时城里也没有亲戚朋友，通常买不上110次的座席，我上大学时，最远从常州站到过徐州才抢到座——那个时候，常州到徐州所需要的时间，比今天从常州到北京的时间还要漫长得多。当时除了110次外，还有一趟从常州首发至长春的直快，不过需要在天津换车，也不方便；另外，还有一趟常州首发至包头的慢车，午夜到北京，需要28小时，最为漫长。
1989年参加工作后，常州返京的车票反而好买了，一些同学已经在常州工作，多少能托上门路，买张回京的硬座车票。
但春节前从北京下江南的车票，那才真叫一票难求。每次春节回家，都是托在权力部门工作的同学朋友帮忙买，但也不是每次奏效，毕竟，我认识的人，大多也是农村出身，那时资历尚浅，社会关系简单。最痛苦的一次，是1994年初回江南过春节的过程，那真是个痛苦的记忆，不过也还算幸运。
彼时我新婚，要带妻子回故乡办喜酒拜见父母亲友，托往常找的同学买票，没有买到；太座找她的同学帮忙，北京人关系总是比我们多，但也没买到。这个时候，已到家人去火车站接我们的日子了。太座的同学向我们拍了胸脯，一定会在除夕前把我们送上车。但是，弟弟他们连续去常州接了三次，都没能接到我们。当时没有手机BP机，家里也没电话，联系主要靠通信，通过一封信确定返乡的日子，然后家人去接我们。我们家在乡下。过去火车站到家还得有二十五公里左右，下乡的农公车5点以后就没有。即使有，车站到我家还得有7华里。
在心急火燎的煎熬中，太座的同学终于在小年夜前一天，通知满嘴都是泡的我们带上行李到车站去找一个人，他会负责把我们送上火车。最后，我们被转了两次手，终于登上了109次回家的火车，补票时列车长问谁谁谁的客人时，我们压根儿不知道是在叫我们。还好，在车上我们补了一张卧铺票一张无座票，挤着回到了故乡。
从大学时期开始，每一次回家，无论是硬座，还是硬卧，火车上的拥挤，令人终身难忘。车厢里到处都是人，硬座底下、厕所里都是人，上厕所成了痛苦的事。当然更痛苦的不是我们这些已经挤上归途列车的人，而是在路上的车站停靠，只要打开窗户透气，就有人从车窗爬进来，能爬进来的也是幸运，车站到处飘着焦虑不安的眼神。
当然，我们后来条件好一些后，也开车回家过。回去的时候还好，但返程路上，堵得一塌糊涂，尤其在沿途的加油站，还不如坐火车。
高铁时代到来，身份证出行的绝对控制，春运的高铁上再也看不到绿皮火车时代的那种客流。但是，仍然一票难求。即使我当了著名媒体的总编，如果是春节高铁回家，我也总是早早确定好返乡时间，拜托北京的各种关系，帮我买回家的票；同时拜托故乡的朋友，帮我买常州返京的票。
那个时期，我永远抢不到一张票。
2，时代巨变，汇成返乡洪流
春节返乡探亲，其实历史并不久远，但正好契合了中国人的传统与现实生活的变化，深种在中国人的心里，遂成浩荡巨流。其实这是一种文明转型时期的特征，是农耕文明向工业化城市化转型的一种特殊历史阶段的特殊现象。只不过，我们正好赶上了这一变化。
农耕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安土重迁。圣人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而我18岁离开父母北上读书，就是游必有方，这种方，并非什么建功立业，无非就是要成为一个能吃上皇粮的新时代范进，而这种远游的机会到来时，得到了全部家人的热烈响应和支持——这种远游，不仅能让我免于饥寒，还能在关键时刻，周济家人，至于光宗耀祖，不过是吃饱饭不挨冻的初心的衍生物，这是历史的教训，也是现实生活的经验，我是耳闻目睹者。
我所出生的村子西朱，东西两村，在我到北京之前，原有6人在京工作生活（其中一人后来调往杭州），而且都是读书出去的，一个村这么多人在京工作，在周边算是罕见的。西朱朱姓，家谱上号称朱熹后裔，是否攀附不说，耕读传家的传统，倒也贴切。我后来考上大学，本村一位同学的母亲，跟我祖母说：阿姆，你家学东考得这么好，祖宗保佑的啊。这话的背后，是因为我家过去穷，土改时本村祠堂分拆，我家得了两间，所以有此说。
我之前在北京工作的本村长辈们，春节回家的很少，一来过去交通也不如后来方便，二来生活也不像后来宽裕——一位长辈就跟我说过：要是春节回家，压岁钱也发不起，所以他们都选择公干出差顺道或者平时回家探望父母。
198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被迫开放，许多人不再通过读书参军招工到城市工作，而是自发地进入城市打工。这是另一种游必有方，只不过，在权力主导的社会，在社会眼中，它似乎要低我读书游方一截。比如，我故乡武进许多人进了北京，以裁缝、木匠和种花木闻名京城。这些人，与我们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一样，春节必定要南返，探望父母孩子亲友，当然也要展示一年辛劳的收益。
就是这些得益于开放、允许流动和从事其他职业的中国式变化（其实也包括我有机会考大学）——官名改革开放，我意为“放开”——从19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被原来城乡壁垒隔绝于城市之外的农村人口进入了城市谋生。随着市场经济、经济的繁荣和多元化，更多的乡村人口进入了城市，不仅是过去的大都市，在南方，在东南，几乎每一个经济繁华的地方，都有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外来人口。而另一方面，在原来的乡村，出现了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一年辛劳之后，到中国人最为重视的传统节日春节，那些在城市搏命的人，绝大多数都会返乡，探亲访友，展示收获，休息，或寻求安慰疗伤……
这一股人流，从最初的涓涓细流，终于汇成了巨大的洪流，并形成了地球上最为壮观的季节性人口大迁移，也即后来官方命名的“春运”。
这巨大的人口流动，其实就是中国社会开放和繁荣的一个象征，也是一种权利的证明。
必须承认，春运，其实既是中国农耕社会文明古老传统的落日余晖，或者最后余响，带着回光返照的性质；另一方面，春运又是一个安土重迁的农耕文明搭上奔向异质的现代城镇化列车的象征。
这个巨大的洪流，从1980年代起，到新世纪达到高峰，并逐渐开始变细。尽管变细这一过程会比较漫长，但它已经开始了。
2019年1月31日，我们全家一早自北京搭乘高铁南下过春节。让我意外的是，这趟高铁，竟然有许多空座，就座率不到一半，不仅我们车厢，我走过的附近几个车厢，也有许多空座。
不可思议。京沪线上，春运期间，除了过了年三十南下的列车会比较空外，很难出现如此高的空座率。即使是平时——我这些年平时坐高铁南下的次数越来越多，也很少见到有空座，更何况是春运的高峰期！其实，在北京南站候车时，我就发现，除了站岗执勤的武警让人觉得有重大节日的感觉，人流断不像往年春运高峰时的挨挨挤挤，甚至人流还没有平时密集。
那一年，高铁春运开始售票期间，系统允许购买2月1日的票时，我上网购票，系统显示无票。无奈，只好再次拜托故旧帮忙。过了几天，因江南临时有事，需要提前赶回去，托故旧调整票期，故旧问我具体车次时间，我登陆购票网站查询时，竟然发现有好多票！而此前我拜托朋友之前，这些天都显示无票。于是赶紧下单买了3张，拜谢故旧不用再帮买。这是1990年以来，我第一次自己买到回家的车票。
我后来想，购票方便了，大概意味着春运高峰开始回落。一是因为春运一票难求，许多人都在春运开始就提前踏上了归乡之路；二是，这些年中国交通业的飞跃式发展，无论航空铁路，还是公路，道网密布，可选择的回家方式更多样了；尤其是经济的发展，许多返乡个人不再依赖于公共交通，而是自己开车，骑摩托车，千里走单骑——在疫情发生之前，新京报南方都市报这些媒体以及互联网平台，都会做摩托大军千里骑行，都会组织回乡记者写返乡日记。如果不是害怕疫情，恐怕今年的春运报道也会很热闹吧？
当然，还有其他分流的队伍。许多从农村到城市工作生活的人，春节不再选择返乡，而是与家人一起去往风景名胜或者更温暖适合过冬的地方，他们虽然还是春运的一员，却不再汇入浩荡的返乡人群；一些外出工作年纪大了的人，也逐渐的减少了春节返乡，尤其父母去世后；还有更年轻的一代，比如像我女儿这一代，他们出生生活在城市，对于返乡的热情，远没有父辈高，当他们的独立性自主性最终确立之后，这一代人之于父辈的故乡，就会像是过客一样。
一切都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关。春运的洪流形成于经济的快速发展，终将因经济的继续发展而逐渐消退。当然，有一种例外，它也会减少春运的压力，而且是永久性的，那就是拒人千里既割裂传统又不合现代人道的“恶意返乡”，就像我们在疫情时代耳闻目睹甚至身历的。
作为曾经的全球最大规模的季节性人口迁移的人文景观，作为中国公共交通系统永远不可能完美解决的难题，春运，终于在这两年被防疫政策近乎“解决”了。
3，春节回家，是我的价值判断
往年返乡心动，我通常喜欢在午夜听Sissel 唱由德沃夏克致新大陆曲调改编的Going Home ，那不只因为Sissel的天籁之声，更因为歌动我心。
许多人，包括我自小没有离开过北京的太座，最初并不理解我这种春节返乡的执念，甚至还有人以为我是衣锦还乡炫耀。如今我一个无业游民，有何锦衣可炫耀的，但我初心执念不改。
“回家是我们的价值判断。”2004年末，在接受瞭望东方记者沈亮采访谈关于春运和回乡时，我说了这样一句话。
从经济学上分析，春节回家是最不经济的行为。动用自己所有的社会资源，费尽周折只为了买一张回家的车票，回家过年还有大笔各种预料和意外的花销，除了看望父母亲友，吃一些乡野土菜，喝几碗米酒，也没啥其他正经事。
但这种行为，在我看来，其实是人生中一种最值得珍惜的情感眷恋，不能用是否经济来判断。
人一生记忆力最好的前十几年，我都是在家乡度过的，之后无论漂泊到哪里，都忘不了家的味道。我后来写关于故乡的记忆，儿时的生活场景，历历在目。我写下那百多万字的江南旧闻录，重构了关于故乡的集体记忆，在故乡赢得了比中国著名媒体老总更高的声望，许多人都问我：你怎么可能记得这么清楚？
怎么能不清楚？这全是我亲历或耳闻目睹的生活，我的人生底色，就是由我的父母和这片神奇的土地形塑的。我从未忘记父母对我的养育，和这块土地对我的恩典。在父母祖父母的庇佑下，我在这块土地上无忧无虑地生活了18个年头，直到今天返家，我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可以放肆地在年迈的父母面前睡懒觉，偷懒不干活。我是离开故乡后才逐渐明白，我小时候生活中的所有的苦难，都由父母祖父母他们扛起了。而我当时对此一无所知，或者行动上知道体谅父母却像父母一样认为这就是命。
我为江南旧闻录系列第三辑《故园归梦长》写的跋，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泰俄斯”为题。当然，用我们或许不确，但至少我觉得是。我的父母和故乡就是我充满神性的盖娅，我的力量来自他们。离开了他们，我就像无根之木。当然，未来，我也会成为我孩子的盖娅，不仅仅是单纯的父亲的身份。
即使现在生活在大都市，我从来没有忘记我的农民出身，也从来没有忘记为了人的权利和利益鼓与呼，这不仅是一个为人子为兄弟的责任，也是一个受过现代文明熏陶的人的责任。
“中国人工作时最心不在焉的时候就是元旦后春节前，只要元旦一过，朋友间就相互打电话叫吃饭，几乎每天都会有饭局，大家一起坐坐、聚聚，包袱该放的放，账该清的清，大家都要各回各的家了。而只有过了正月十五，才会恢复斗志，开始新一年的工作。”当年我跟沈亮谈到了被正规纪年边缘化了的农历，才是中国人心里隐藏的年历。
所以，每次春节返乡，火车一过南京，进入风景相似的江南，我都有下车步行回家的冲动，但理性告诉我，步行没有火车快，从1980年代至今，这种冲动从未消失。
今年回家，正赶上父亲80虚岁生日，我跟父母抱歉空手回家，父母都说，能回来就好。这就是他们的期盼。
钱宾四先生曾经说过：“老人旧屋，中国人是谓福气。”
我很有福气，这些我都拥有。也因此，对于我来说，即使如今每年回家时间越来越多，但过年回家，仍然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事。回家看看父母的白发，看看伴随他们几十年的人和物，只有这样，一年才是完整的。
其余，都无足轻重。
今天，春节返乡是技术和机器时代残存的一种人文，是从农耕社会向城镇化工业化时代转型的真正乡愁，是残酷的理性时代残存的一丝温情。
政治和工业化一起，摧毁了农耕时代的传统，回乡这农耕时代最后的遗响，终于在疫情时代也到了退场的时候。倒计时真正开始了，但人情冷暖，并不是被疫情也不是被工业化城市化摧毁的。
从故乡到异乡，到返乡，每一个挣扎沉浮在这个时代还尚未被吞没的人，也都隐藏着无数的故事。这些故事和怀想，无论多渺小，美好或不美好，都不仅仅属于个体自己，通过它们，可以观照到时代变迁中一代甚至数代人的命运。
请记下它们。
就在写此文的过程中，我接到故乡派出所的电话，要求我去大队报到，因为我是从北京返乡的，这是地方防疫政策的要求。初始我们的对话还平和，但当他问我家的门牌号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他却非要追问，并称我住都住着怎么会不知道时，我的情绪上来了。我特么出生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只有古老的自然村落的村名，没有门牌号，我确实不关心我们家的门牌号，有没有门牌号，黑夜我也不会摸错家门。
某一年，在成都，我本来是礼节性拜访曾任上海飞机制造厂厂长时任成都航空的董事长，因为我对中美大飞机制造的观点，董事长留住了我，两个小时，从大飞机聊到故乡，董事长涕泪纵横，告诉我，他7岁离开四川的一个山区，后来返乡，跟着谷歌地图，最终发现故乡还在他的记忆中，几乎没有变化，他顺利找到了他小时候曾经生活的村庄……
我忽然想起了茨维塔耶娃的诗，《乡愁》，抄录于此，以为结束：
“乡愁啊！这早已
被戳穿了纠缠不清的烦心事。
对我来说全然一样——
在哪儿都是孤苦伶仃，
提着粗糙的篮子回家，
沿着坑洼的石路踽踽而行，
而那家已经不知道是否还属于我的，
它已被用做医院或军营。
对我来说全然一样——
在某些人中间像被捕获的狮子般警醒，
从某些人群中被推搡出来，
顺其必然地复返到自身之中，
复返到自己个人的感情之中。
像一只离开冰天雪地的堪察加熊——
在哪儿都无法生存（我也不想挣扎！）
在哪儿低三下四——对我全然一样。
我不会陶醉于祖国的语言，
也不会陶醉于它乳白的召唤。
究竟因讲什么语言而不为路人
理解——对我全然无所谓！
我不被读者迷惑，那报纸堆里的蠹虫，那传播流言蜚语的俗流……和挤奶工人混淆在一起
他属于二十世纪的人
而我却属于万代千秋
那感觉迟钝木讷的人，
像从林荫道上残留下来的东西——
所有的人我都无所谓，一切我都无所谓，
不过，最无所谓的，或许是——
莫过于最亲切的往事。
仿佛有只手，抹去我身上所有的标志，所有的特征，
所有的岁月——顿时消失——
那在什么地方，——诞生的灵魂。
然而我的故乡却不能把我保护，
以至于那最机敏的包打听——
把我整个的心灵了解得一清二楚！
但根本找不到那与生俱来的胎痣！
一切家园我都感到陌生，一切神殿对我无足轻重，
一切我都无所谓，一切我都不在乎。
但，倘若在道路旁——出现树丛，
特别是那——花楸果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