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最后几天的香港反自由行舆论，被柴静的雾霾系列纪录片轻松盖过。一种强议题对另一种议题的优势击倒，既让人庆幸，又让人无奈。现在算来，柴静带来的雾霾已经停留在议程榜单48小时以上。乙未年以一场大辩论揭幕，看不到预言，启示仍是旧的。
对柴静团队这个纪录片的争论，在规模上相当巨大，它激活了垂死的新浪微博，激化了朋友圈，成为一个巨型的议题。传播人士、搞视频的、弄网站的甚至公关业者都来“共襄盛举”。可是从喧哗中看去，失焦以更大的频次发生，而“担忧”显得特别可耻。
萦绕在话题之上的分歧，主要在于你是从柴静谈雾霾，还是从雾霾谈柴静。就我个人看来，前者比后者更容易将议题导向失焦，后者负责深化议题，但在论证上似乎省了几步，因为走得更远，所以显得孤傲。前者依旧控制着音量，只有雾霾静静在穹顶之上。
对于本次传播中的规模评价，视频网站给予了自夸。在我看来，这都是虚浮的东西。如果要比较收视率，新闻联播的七八亿人口该怎么算呢？所以，一个问题在于，传播之后是什么？传播-行动-改变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现在以三分之一宣告全程马拉松胜利，不恰当。
在争论这个议题时，有必要复习一下雾霾的民间运动在大陆的过程。只有将眼下的争论与这个进程加以对照，才能获得更多必要的信息。而这个过程，要从京奥之前美国大使馆测量PM2.5开始。别忘了，大陆雾霾史上最早成规模且有效的传播行动，是由美国人发动的。
中国人对美国大使馆举动的发觉，以及将其引入中国的舆论场中，是后几年的事情，逐渐诞生了“我为祖国测空气”的民间松散团体。这一民间举动很快引起网格化维稳的警惕，2013年之后控制趋紧，去年空气质量APP中撤除美使馆数据，标志着民间雾霾行动告一段落。
也就是说，与美国大使馆有关的六年就是大陆民间对雾霾展开低成效、低烈度行动的过程。雾霾运动的实际成果不多，值得说道的就是将雾霾的成因、治理的关键指向了政府，这让政府相当尴尬，拿“境外敌对势力”做挡箭牌，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大陆环境维权运动的诱因。
谈论雾霾如果不谈论治理，都是耍流氓。政策对雾霾的态度，局限于产业经济的掣肘，显得相当鸡贼。政府在限牌、限外与整治雾霾间建立因果关系，是对雾霾治理最有力的失焦。如果不能将雾霾传播及其后续行动引致对这一扭曲的矫正，只怕义愤都是枉然。
假设，这里只是假设一下：柴静纪录片掀起短时间内的关注，或有两个流向：一是激发民间环境运动，从而续接被维稳遏制的民间测空气行动。可从种种迹象看，这个有点难。柴静纪录片引起的雾霾舆论旋风，恐怕不会成为雾霾运动的延续，要是能就好了。
还有一个流向，是官方将自身的特定意志加诸本次舆论反应，从而为更高层次的扭曲性政策背书。这个不只是阴谋论，它建立在反对者提出的一种分析上：随着经济下行成为事实，“新常态”为合法性找梯子，折冲合法性冲击，以造成合法性的完整延续。
当然，最大的可能是民间继续寂寂无声，官家依旧自行其是。雾霾治理对于民间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个倡导性议题，而成为行动选项，尤其是偏向于政府导向。只要后者不能被发动起来，倡导性的规模再大也不算数，只能算作是传播业绩，谈不上更多。
在这个意义上，分歧的阵营，其实会殊途同归的：追究雾霾政治属性的人发现，政府出于种种原因，难以被动员；自省自救的雾霾论者特发现，往前一步就是环境行动，就是禁区。所以，无论是被柴静挡住视线的雾霾论者，还是以政治雾霾批评本次传播的，都会遇上同个限度。
现在隐约出现的一个乐观估计是，经济体逢上了一个窗口期。这话的意思是这么推理的：“新常态”需要对疲软的经济合法性做出新的解释，以容纳眼下的低潮阶段，势必会造成产业经济的调整——而这受到“调整”的部分即可以作为治霾的动力及成果。
考虑到眼下环境维权依旧是一个高度敏感的维稳议题，要实现上述推断需要将雾霾治理严格地与环境维权区隔开来，这个难度很大，在拒斥民间方案及力量的情况下，变得非常困难。还有一个就是将雾霾治理转换为政府组织下的行为，这也会需要功夫。
我仍相信，直至今日，雾霾问题依旧是个政治问题，没有适当、有力政策的努力，难以有稳定成效，而且会委过于人，让问题复杂化。政府在GDP高歌猛进的时代，曾将它推给农民烧秸秆、尾气排放的汽车、扬尘的施工场地。现在到了这个要反求诸己的时候。
所以，对这一个雾霾治理困局的破题，柴静没有义务成为答案，她个人并不负有比其他人更多的责任。现在让人好奇的是，无论是怎样的行动，它究竟会因为共识而产生，还是因为局面腐烂败坏不可收拾而产生。究竟是行动带来改变，还是消耗带来改变，不用多久可以看到。
2015年3月1日星期日 20：18
又：
天昭说：“没有一次辩论不是以蓝黑白金收场”。这次辩论的参与者，使用的技术，相互之间的勾连等，集中展现了目前的舆论生态，而且比常见的信息污染式文宣更有观察价值，各种立场糅合了他们最新的观点，集中在这个多元指向的议题上，其交锋过程还是值得多说的，有时间再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