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举世震惊的天津爆炸案已经过去五天，除了哀悼，舆论中质疑、问责的声音也越来越多。相对于其他群体，经济学者们更关心的是公共安全事故屡屡发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除了祝愿逝者安息，我们还要用理性与逻辑去剖析悲剧的根源，并采取补救措施杜绝类似悲剧一再上演。 】
中国经济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维持了年均10%的高速增长，但中国也出现了大量“事故”——频繁爆发的矿难、严重的环境污染、恶劣的食品卫生和昂贵的住房价格等。最近，天津、湖北等地爆发的电梯事故，以及昨日深夜天津滨海新区发生的严重爆炸事故(目前已经导致数十人死亡，几百人受伤)，……，这些都只是冰山的一角。
当一系列事故频繁爆发时，我们就必须从制度上寻找原因。特别是作为经济学者，不能停留在讴歌英雄、同情死者的阶段。只有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才能最终避免更多悲剧的发生。一个负责任的学者，应该探寻系列事故背后的根本原因;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努力从制度上杜绝悲剧的再演。我们在这篇短评里试图回答三个关键问题。
关键问题一：为什么中国的“高增长”和“多事故”会同时发生?
我们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政企合谋”。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在激烈的地区竞争过程中，在以GDP为指挥棒的考核过程中，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为了增加本地的财政收入和政治升迁机会，纵容企业采取低成本、不安全、不环保或违反法规的“坏的”生产方式，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必然带来大量的生产安全事故和社会问题。聂辉华和李金波(2006)首次将地方政府为了政绩而纵容企业选择“坏的”生产方式的这类现象称为“政企合谋”(local government-firm collusion)。
在政企合谋过程中，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得到了经济上的财政税收收益和政治上的升迁机会，企业通过节省成本和逃避管制得到了更高的利润，但是合谋导致的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和社会问题会给当地居民造成损失，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利益。举例来说，一个地区有两个化工厂。如果一个化工厂安装了环保设施，成本增加了一倍;另一个化工厂通过腐败或者官商勾结的方式，避开了按照环保设施，从而成本比同行低了一半。试问，在产品市场竞争中，哪家企业会胜出?答案是显然的，依靠政企合谋的企业将挤垮遵纪守法的企业。
关键问题二：为什么中央政府并不总是防范这种“政企合谋”?
对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合谋，中央政府并非毫不知情。以环境污染问题为例，几乎每一件污染事故背后，都有明显的官商勾结或者政企合谋因素，但中央政府往往是在媒体曝光或者事态严重时才进行处置。例如，多次被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曝光的内蒙古腾格里沙漠排污事件，揭露了当地政府和环保部门长期包庇、纵容一些国家明令关停的污染企业在沙漠里集中排污，直到最近中央媒体进一步曝光，中央最高领导层做出批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才进行严厉整顿，并处分了一批地方官员。
另一个更直观的案例是：为了确保北京在举办APEC会议期间的空气质量，中央政府临时关闭了北京周边城市的污染企业，从而确保了APEC会议期间北京基本上没有雾霾。这再次说明，在环境污染问题上，中央政府知道政企合谋的存在，但并不总是防范政企合谋。这是因为，在威权体制下，政绩能够巩固执政合法性。因此，中央政府面临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之间的权衡取舍。当经济增长的好处超过社会稳定的成本时，中央政府会默许地方政府和企业合谋，这解释了普遍的政企合谋现象(矿难、环境污染、逃税等事故)。有意思的是，价格水平、公众偏好、事故发生概率的变化会导致中央政府在防范合谋和合谋之间转变，并体现在产量波动上，这解释了中央政府对合谋的周期性干预。
关键问题三：为什么每次重大事故之后都出现了“灾难美学”?
几乎每次出事，本地媒体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正面报道”，讴歌救灾英雄，报道领导关注。救灾当然是重要的，领导当然要关注，但是及时地通报事故进展，安抚死伤者家属，疏导公众恐慌情绪，事后对责任人进行严厉问责，并最终建立起完善的事故防范和应对机制，这应该是更重要的事情。然而，在威权体制下，一旦出现事故，对中央政府来说，选择几个典型进行问责，既能安抚公众的愤懑情绪，又能对其他官员进行警示，这是必然的选择。对地方政府令来说，“政企合谋”导致的不规范、不合法现象缺乏应有的媒体监督，在问责压力下，遮蔽信息、扭曲信息、掩盖信息才能保住“乌纱帽”。这是在信息不对称与媒体国有化叠加环境下的均衡结果，当然未必是最好的结果。
如何从制度上减少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短期内很难做到。这需要改变政绩观和考核方式，需要从别的渠道加强执政合法性，需要更多的媒体监督和群众监督。
来源:人文经济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