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合忍耶，是中国回民中的一个派别，一个为了内心信仰和人道受尽了压迫、付出了不可思议的惨重牺牲的集体。中国有八百万回民，哲合忍耶是其中一部分；“哲合忍耶”一词是阿拉伯语，意思是——高声赞颂。哲合忍耶的特别点倒不在于它世世代代与官家血海似的深仇，而在于它对尘世的高度厌倦，这种厌倦产生在极度贫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极度专制的政治之下长期无望的心理忍受和生理挣扎，它以惊人的沉静和忍耐应付着现世的重压。唯一的精神支撑力量就是对形而上的世界-——与主的精神对话；而尘世的一切念想都只能在来世里兑现。可以想像，哲合忍耶的世界与任何一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都是不相容的。从这种意义上考察小说家张承志从《北方的河》走入《心灵史》的创作历程，可能会有意外的收获吧。
在20世纪中国文坛上，张承志无疑极鲜明地扮演了属于自己的角色。在近二十年的潮起潮落中，他是极少数始终坚持自己鲜明个性的小说家之一。个性，意味着他的作品，完全是他赤裸裸情感的燃烧；意味着他的语言，完全是他对自己理想的赤诚膜拜；意味着他的艺术，完全是对自身及真实处境的真挚内省。当然，也意味着极端的偏激。个性有所得也有所失。可能一位优秀的作家，长处和短处是共存的，局限常常造就了他的辉煌，抽去其中任何一点，整个的大厦就会轰然倒塌。其实可以看看当年与张承志一同创作的知青作家群落，《南方的岸》的作者孔捷生成了民主战士；《本次列车上的终点》的作者王安忆则因为能不断变革超越自己，始终保持与西方文学的最新成果的联系而始终受到文坛的关注。唯独张承志始终在以一种同样的风格歌颂同一个陈旧的主题，并且把这种主题的风格推向极致之美。在这种极致之美中他向我们传达了思想者不乏偏执的感悟与难言的记忆。
当张承志发出这样的宣言时：“当你们感到愤怒的时候，当你们感到世俗日下没有正义的时候，当你们听不见回音找不到理解的时候，当你们仍想活得干净而觉得艰难的时候–请记住，世上还有我的文学。“对此，我毫不惊讶。这才是胡人张承志的本色，虽万千人，吾往矣。在长篇小说《金牧场》中，张承志就认为自己“已经不会改变本质“，“永远不会改变人民的千年苦难给我的真知，以及江山的万里辽阔给我的启示。“而在1991年出版的《心灵史》中，他书写了一个少数民族（哲合忍耶）的苦难和对神性的非理性追求，激烈地抗议了强权政治，叙述了人在追求神性的狂热中焕发的生存意义。《心灵史》的出版是个奇迹，这样的作品无疑具有一种深入人心的魅力。台湾学者王德威如是评价“大气魄，大手笔，大虔诚。张承志以文学见证信仰，以信仰充实文学——当代华文文学第一人”。
张承志不是第一个，但却无疑是这个时代的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在这普遍平庸的时代，他孤独地坚守着自己的立场。在他的小说中，永远充斥着对立：美与丑、祟高与平庸、怯懦与英勇……，对立产生张承志在世的意义（激情），并唤起他全部潜在的乌托邦冲动。对于张承志来说，活着，就是那不尽的自由长旅（即使这条路愈来愈显荒芜），是新大陆（一种乌托邦式的道德净土）的辉煌再生，舍此之外，似乎已经不存在另外一种可能。那种强悍的生命意志与价值目的，曾经唤起整整一代人的生命激情，并且跟着他一起进行理想主义的精神漫游。他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但在商业化、娱乐化的今天，张承志的理想主义不合时宜。可能，在这样的时代里，一切理想主义都显得不合时宜。
张承志的理想主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理想，它的意义更多的还在于美的领域，是一种人对自身的最高企求或愿望。在作品中，常常表现为永恒、自由、宁静、美等抽象的情绪。张承志的理想主义是相当复杂的，它既充满一种“失乐园”的惆怅精神，但是又不同老庄那种静待时间循环的思想，它含有一种逆转时间的努力，在他的小说中，人永远具有他的原始，比如苏朵三和他的黄泥小屋，白音宝力格和他的黑骏马，我和金牧场等（评论家蔡翔语）。《心灵史》的写作，既是其作品的继承，也是一种突破。难怪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会说张承志是“一个有独特信念和文风的作家，为华人读者提供了另一类‘心灵史’。”
事实上在张承志的内心中，一直隐藏着一种对失败的英雄祟尚，隐藏着对现实的某种超时间的思考。从他的散文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深沉的人道感，这种人道感来自对历史的一种痛苦的抽象，它在告诉读者，在每一个民族的深处，都埋藏着一种独特的精神宇宙，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只能证明自己的无知。他对印地安民族陨落的悲叹，对中国回民艰难的生存历史的感怀，无一不散发着对这些弱小民族的理解与礼赞。哲合忍耶在张承志的笔下成为一种象征，成为他赖以对抗世俗平庸的精神资源，这种精神资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笔宝贵的财富。所以我能理解张承志的偏激立场，尽管我不一定赞同他的某些说法。
张承志的存在始终是对学会了媚俗的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挑战，尤其对于尊尚“变化“的批评家来讲，张承志的不变始终透散出一种压力。你不可能读懂林语堂、梁实秋的时候，还能读懂张承志。因此，很多人都不得不回避他。面对张承志孤绝般的理想主义，另有一些人感到了深深的不安与紧张。他们在暗处射出见血封喉的毒箭。譬如余杰吧，他在《皇帝的新衣——关于“张承志现象“的思考》一文里恶毒地写道：“上个世纪末，有一个孤独的读书人在面对吞噬着自己的黑暗而寂静的原始森林的时候，他的心情比张承志要沉痛得多。世界之变法之成功，必有人为之流血。中国变法尚无流血，流血请自嗣同始。谭嗣同果然走向了菜市口。张承志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谭嗣同呢？”他们不是从文学的角度谈论张承志，他们用政治的方式给张承志下判决书，这是怎样的一种荒唐与错位啊。
20世纪中国理想主义与灾难的关系确实紧密。但将作为小说家的张承志与理想主义的灾难完全联系起来，就是将文学当做政治，文学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文学决不是政治。张承志笔下的哲合忍耶也同样不属于政治。《心灵史》作为一部具有浓厚文学性的宗教方面的杰作，张承志企图从哲合忍耶这个神秘主义教派中提升出一种适合于普遍性的理想、人道与人性。它的成功与否？还是留待时间的打磨吧。旁观者始终是旁观者，正像学者陈思和先生所说的那样：“没有像张承志那样穿越过沙漠、攀登过大坂，并在神圣的西海固皈依宗教的汉人，没有像张承志那样历经千辛万苦去查访、阅读、研究一个秘密的宗教教派，并以它的代言人自居的人生阅历的特殊身分，并且可以说对张承志所说的宗教一无所知的普通汉民族读者，我们有没有资格去谈论去发表对作为小说家的张承志的看法？“
读张承志的小说时，读者必须一步一步地用劲踏着大地，用与他一致的步调慢慢前进。在张承志的小说里所展现的是人在自然中的这种赤裸裸的存在形式，和那赤裸裸的生命放射的光芒。张承志的哲合忍耶以小说《心灵史》的完成向人世间提供了另一种思想的张力。它让我们思考文学与宗教、宗教与人生之间的隐秘关系，这样的思考在世俗化的今天真是空谷足音。在20世纪文坛里，张承志是无法忘却的。其所思所想，值得我们细细的打量与琢磨。无论是褒是贬，对于张承志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一个伟大的时代，需要一些偏激而热情的浪漫诗人用文字为我们写下时代的墓志铭，借以悼念这个非人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