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张工作照。
前几天有朋友问我，最近怎么没有发非虚构了。我回了一个“哎”，然后什么也没说。
其实我没说的，有很多。
我在一家杂志社做专题编辑，这份工作让我有稳定的收入，但是理想很难谈起。业余时间，我在做野生记者。所谓“野生”的意思是，我不隶属于任何机构媒体，只能供稿。虽然谢谢几位编辑老师，我的文章能够在一些媒体上发表，但可惜的是，我没有记者证。
以前在电影媒体工作，采访的都是演员、导演、编剧之类的电影工作者，很少人拒绝采访，也从来没有人要求我出示记者证。但当我开始做一些社会报道，一边是官，一边是民，记者证就变成了很必要的证件，你可以理解为“通行证”。
我没有这本“通行证”的原因是，只有进入官方认可的机构媒体工作，才有资格考取记者证。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你要说我是个“假记者”，我也无从反驳。
今年七月我去农村采访环境污染。那个喊我过去的村民开了辆车，冒着暴雨接上我。在路上，他还接上了另一个有证的记者。那个前辈很有经验，路上聊着他过往跑突发新闻的刺激经历。雨停了，村民很热情地带我们去吃饭，席上聊了很多。饭吃完了，他突然拉着我问，你有证吗？他的语气很坚定，无从回避。好像如果没有证，我们的缘分就到此为止了。
我只能拿出一张工作名片，上面写着英文，看起来像个外媒。但我必须向他解释，我要写的文章并不发表在那里，这张名片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对方会投来狐疑的眼光，很勉强地对着我的名片和身份证，拍了一张照片。
这还不是最没有底气的，如果我走进机关单位，告诉他们我是一个野生记者，等待我的往往是被拒之门外的命运。再进一步想，如果因为我的调查动了一些人的蛋糕，他们以“假记者”为名逮捕我，向我约稿的机构媒体，也只能遗憾地告诉我，很抱歉，你不是我们的正式员工，我们不能保你出来，所以不要冒险。我曾向一位媒体前辈请教，如果遇到危险的情况怎么办，他教了我一套伪装自己的办法，我不打算写出来，因为听起来像spy。
当然有资格向机关单位发问的程序，远不止一本记者证。就算在我所在的杂志社，有正儿八经的理由需要采访机关单位，也只能邮件寄送采访函或者发传真。我寄过一次，整整两个月静静地等待石沉大海，从此我没有再试过。
铺垫到这里，我想大概你可以理解，从发上一篇文章到现在，差不多三个月过去，为什么我手里的两篇文章难产了。当然也有我个人的原因，政治抑郁久了，会有那么一段时间不想看任何新闻，不想继续手里的事。一天天机器人似的上班下班，像《摩登时代》里流水线上的工人。难产文章的采访对象偶尔还会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事件的最新进展，我也会跟一跟，然后惭愧地避而不谈什么时候发稿。
做这份工作，我常常背负着道德负担，它有时拖累我。我遇到过很多次采访对象问我借钱，最开始几次我会倾囊相助，可是也遇到过手里没有余钱的时候，我很惭愧。一旦没有再借，惭愧也渐渐消失，此后的很多次，我即便有钱，也不想借了。也有的时候，我答应采访对象，一定会以朋友的身份再次拜访，却迟迟没有赴约。可我明明有时空闲，也宁愿做别的事。
我的朋友劝我，金钱和时间不是看实际情况，而是看你有没有去挪用，如果没有，那你就是没有那个金钱和时间，就别勉强了。我想她说的对，但这份惭愧依然会时不时地冒出来。我认为，我不是个道德多么高尚的记者。
道德负担也有时转移到了别的地方，它会激励我。七月我写的文章《手持红码，流浪地球，被驱逐的俄罗斯华人》不幸被原来约好的媒体撤稿了，我加了数十家媒体老师的微信，心里想着一定要把文章发出去。“我不能辜负被采访对象的期望”，我对他们说。这样的情绪，采访的人越多，叠加得越多。
八月我去西宁做电影节的报道，那是我的兴趣，也是我工作的单位要求的本职工作。那时候我几乎到达了生理极限，连续八天每天采访看片，凌晨四五点才睡。在影院里，我错失了七个电话，等我再打过去，无人接听。后来我才知道，电话来自一位我曾经采访过的大爷，当时情况紧急，他的事急需马上前去报道，可我挪不开身，从此那个电话再也接不通。这件事让我后悔了很久，我不知道再来一次，我会做什么选择。如果我去了，真的可以帮到大爷吗？我不知道。
第二张工作照。
我们记者不是律师，不能解决民间的一切苦难，这是一个记者朋友对我说的话，我想他说的有道理。但是再看一遍那句话，律师其实也不能安抚所有苦难，有些事情是律师做不到，但是记者做得到的，或许。
二月我采访过一路奔逃到罗马尼亚的乌克兰女性难民（《逃亡的乌克兰女性，和帮助她们的罗马尼亚人》已删），听见过话筒那头传来的枪声（《在乌克兰，消失的动物声音》），很努力地争取他们对一个中国记者的信任。我吃下了一些国与国之间的不理解，但我很难消化，抛开这些人们对“记者”这个身份的不信任。对记者的警觉和误会是我常常遇到的困难，“替谁说话”，以及“说话有没有用”，成了我为自己争取采访机会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我很难忘记一位女性的眼神。她是一个至今未破案件的受害人家属。站在当年的命案现场，我与她面对面交谈，我对她表达了打扰的歉意，也自认为很真诚坦率地告诉她前来的目的。但当她问我，你一个没听过的媒体记者，能有什么用的时候。我愣了几秒钟，然后我举了唐山打人事件的例子，我问她还记得发视频的号叫什么吗？但是所有人都记住了那次事件，它被讨论了很久，有人因此受到惩罚。她的眼睛里出现短暂的光亮，但很快又暗淡了下去。你就当没见过我，她说。
她不相信，我失败了。
离开她的时候，我安慰自己在那半个小时里，我已经付出了所有努力。但也许我还不够努力。我应该告诉她，去年我写的一篇戒毒的文章《禁毒老师和他的学生，一场毕生的赎罪》因为毫无悬念的原因被撤稿之后，我发到了只有2000余粉丝的个人公众号。却恰好被人民日报的记者看见，她向我询问采访对象的联系方式，禁毒老师的故事可以被更多人讲述。这样的情况不止发生了一次，我们应该至少尝试一下。
我也应该告诉她，虽然我是个籍籍无名的野生记者，但也有幸写过几篇十万加的文章，只要找到时代的共鸣，它或许可以传到很远的地方，虽然也不免遇到被删稿的命运。
但我又有什么底气呢？那篇至今难产的文章一直在挫败我。在我三个月前加入的求助群里，群友不时丢来某某大媒体发布的连接，欢呼一阵过后，又开始抱怨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周而复始，失望和希望之间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退群的人也越来越多。我有什么脸去和大家讲，这次相信我吧，一定有用。
我从不否认，对媒体环境失望透顶。但我还是相信，我们可以做点什么，这也是为什么这行很难做，我还一直在做下去的原因。我对采访对象说的那些关于“有用”的话从来不假，如果没有那样的信念，我又怎么去说服别人呢？
只不过，我把“一定”改成了“或许”。我有很多个“或许”需要去相信。或许，什么都没有用，但我们给予采访对象哪怕是一点点的安慰和聆听也是有意义的。或许，我们不可以飞速推动，但可以缓慢前进，哪怕一时倒退。或许，我们会有更好的未来。
调反唱唱
一个不自由的野生记者
告诉我你的故事，可联系dai3485152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