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有人想我对最近人大师生的冲突发表点意见，由于人在旅途，未能充分搜看资料，不便于匆忙判定而说不负责任的话。但中国大学的烂的确是全方位的，经师人师两不存，问学求真的学生之少也是有目共睹的。七年前我的好朋友萧翰兄与杨帆发生价值观与如何对待教育上的冲突，我曾写过一封信，至今认为不失为一封有意思的信，因为探讨的问题是真实的，言说的内容是理性而深思的。原文为《就“杨帆门”致萧翰兄》，现易为今名刊于敝公微，以飨各位对中国大学有所关心的朋友。2015年9月24日于成都

萧瀚兄：蓉城一别，裘葛数更，瞬忽四载有余。犹忆与兄喝酒快谈，宛如昨日。后常读到兄的文章，间或亦到网上追远堂潜水，于兄的作为感佩有加，更为法大学子庆幸。不料近几日因“杨帆门”之事，兄不避同事之丑，出来发表直言谠论，而遭致许多唾骂，考虑再三，进而辞职，这是令我深感遗憾的事。杨帆之不足为人师，从其诡异之言行，已昭然若揭。兄何出此举，殊堪浩叹。虽知兄行事已定，可能没有挽回的余地，然为当今之学子当今之大学计，弟不敢不略陈鄙见，申说你对杨帆的批评，同时表达对你辞教之做法不能苟同。

一：杨帆此人。杨帆此人，读过他数篇奇怪文章与访谈，若主张澳大利亚开战，若主张西部大开发而挑衅美国，真可谓惊世骇俗之奇谈。我认为这样的蠢话也是他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但以他这样的识见，何能执教中国政法大学？一个人以言论耸然而悚然于世，只图痛快，而不注意其身份（教师）所产生的负面的影响，可视为说话不负责任。说负责任的话，是一个知识分子之本份。如今的显学科目，逐利之项，多出杨帆此种不着二五的所谓学者，此诚中国大学之奇观也。此次杨帆强命加挟持学生上课，言语粗鲁、行为乖谬，可谓中国大学丑闻小爆发，他日还有多少，正可谓无穷尽也。杨帆这样不学有术、悖谬粗鄙之徒，在当今如此走红吃香，也是当今党化奴化与经济利益至上的大学怪胎所致。

二：何为大学？再者，杨帆不明白大学之何以为大学。在我看来，有教育家之大校长（如蔡元培等）、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师（如陈寅恪、陈垣等）、有思想自由、敢作敢为之大学生（如傅斯年、罗家伦等），可谓大学。什么是大学生，不只是身体上的大，他们已是成人。最重要的是，他们思想上的大。这样的大，不是说他们的思想就有多么深刻成熟，而是说他们有思考与行事之自由。但当政者靠运动学生起家，对大学生的自由思想深感恐惧，倍加钳制，这便是中国的大学何以不能成为真正的大学之原因。要言之，大学里没有自由，没有自治，教授无权，任由党化及奴才教育横行霸道，大学生何以成为真正的大学生？身体上的大学生，思想上的小学生乃至愚民，这便是官方大学教育的目的之所在。

三：何谓大学生的自由？许多人骂你不懂教师要管束学生，以为你滥为人师，实则你是一方面于自己严谨，却于学生的自由有相当之体认的人。据你及你的领导何兵先生说，你尽管让学生们自由逃课，但真正逃课微乎其微，一来在于你讲得好，二来在于你给（其实本来就是他们应该有的）他们以自由，他们报你以尊重与责任。所以那种以为放任，学生便不来听课，其实需要反省的是老师自己。大学生的自由有很多，这里面当然包括逃课的自由。想我读书时逃课不少，钻图书馆很多，我至今不后悔这样的选择。自由孕育真知，没有自由，许多人事之起色、学业之精晋均无从谈起。很多人对自由的“害处”似乎看得很清楚，但这是基于不自由的心态下，对自由的歪曲。中国人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自由，然对自由的害怕，却比那些得到自由的人，仿佛深有所感，其实这是皮相之见，都是拜官方对自由妖魔化的结果。

四：老师的责任。老师的责任是身教胜过言传，春风化雨，不强制不命令，而自然于学生有所感化。我是个相信见贤思齐近乎人之本能的人（当然我不坚持什么性善说），一个人只要自己行得正做端，并示人以朴（像你所做的），必能感动更多的人。别说是老师，就是一个其他行业的人，在批评人时，也要想一想自己能否做到。自己是否做得比较好，然后再考虑去批评别人，这样可能更好。当然，一个人做得不好并不表明他就丧失了批评他人的资格，而是说你的批评难免要打些折扣。一个老师如能做这一切，相信学生必有所响应，从中习得做人做学问之方法。我这样说，不是说要老师做圣人，我没有这样的道德高标奉送给老师，我认为做一个老师只需要有做人的底线伦理，即可为之。当然要做一个好老师，仅止于此，是不够的。

五：学生的责任。一个人身下来，就不是单纯的生物意义上的人，而是一个社会人，哪怕婴儿也如此。社会人在看来，就是你无时无刻不在身份之中。在母亲面前是儿女，在子女面前是家长，与同事相处你是同事，在学生面前你是老师。只有鲁宾逊一个没有身份与对他人的责任问题。那么学生的身份及其责任是什么，当然是学习。但要怎么学习，就是要自由的学习。自由的学习何来约束？那就是一定方式与程度的考试。有人说，你这样放任，他不来学又考不及格，老师与学校不是失职吗？中国的教育都是保姆式的教育，即什么都管，其实最主要是为了怕无法培养出合格的奴才，不是为了培养合格的人才。学生他有最低限的责任，即应该从学校毕业（当然你说我不愿意毕业，我不在乎文凭，那也是你的权利，但你得为你的选择负责），有人说那就来个六十分万岁。像现在大学所学与社会之脱节，就是有六十分万岁的思想，只要他能自由汲取知识并且做相应之准备，也未必就一定没有竞争力。如今的大学教育，非实用之教育甚弱（如基础学科等），实用之教育更不实用，加之一些大学老师成了拿封口费的科研人物，所以他不重视教学是再自然不过的事，顶多敷衍塞责而已。诚如兄所言，大学生是拥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可以自己处置自己的事务。如选择逃课不仅法理上是自由的一部分，也是大学自由理念的一部分。当然既要逃课，学生也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作为老师不能不告知他的。我认为告知此种后果，并非威胁其一定不能及格结业，而是说任何选择都是有代价的，必须将其间的后果告知他们，因为以此亦可以培养学生的责任感。

六：关于你的辞职。可以说你批评杨帆与当今高等教育，以及为学生争取诸方之自由，我与你都并无不同，惟独对你的辞职深表遗憾并且不能苟同。前年陈丹青先生从清华辞职，我就深感遗憾，为之太息。现在你又为批评杨帆之恶而主动辞职，我更是对兄之行事，不能苟同。现今高校本是逆向淘汰，本是废物多多，好教师及真做学问的都非常少。像陈丹青与你这样的人再辞职离校，是学生痛官方快的事，于教育之改观害莫大焉的事。九十年代以降，大学里的老师收入越来越高，有的会来事的如博导之类更是高得离谱。这样的收入里有许多可谓不利之财，拿封口费的研究经费，研究出一堆垃圾。在这等情境下，大学老师很少对社会发言，很少有创造力，跟风浮躁，对学生也颇多利用，加之高校扩招之无章法，更使师生关系等诸多关系更形恶劣。正是因为好老师，像陈丹青先生及你这样能坚持，就是一种希望。当然没有任何人能主宰你们的自由选择，然为学生计为大学教育计，还是颇感遗憾。你们的辞职未必不是一种控诉，然能够不懈的坚持，恐怕是一种更有力量的做法。休说网络匿骂，就是直接威胁，也无伤我们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在这一点上，我比较赞赏人大张鸣先生的做法，不仅公开批评自己的领导，而且绝不主动辞职。绝不主动辞不说，而且更加敢说真话，对社会上诸多事情勇于发言。他视杨帆这样的教授为奴才主管，他还写文劝你“老九不能走”，我认为张鸣先生的做法，于公似乎是一种更负责任的态度。于你还有声援的高校老师尚有崔卫平女史、谢谦兄，我认为他们的见解都有一定道理，想必兄业已看到。我们共同的朋友王怡兄，曾经不想在成大教书，我劝他一定要教到官方不让他教为止。我认为这样做法，不仅于官方是一种有效的抗争，也是一种最大程度地试探教学自由与言论自由。总之，我于兄之辞职，深感遗憾，这不是一个多赢的选择。我认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更体现于不放弃原则的坚持里，而不是一时之决绝。

不论辞职能否最终成为事实，我都希望兄台心身愉快。如今春能来川散心，则更为弟所深望，只需提前告知一声，定陪兄快谈畅游。我知兄为人低调，不欲我来“搅和”此事，然因此种自动放弃，更为助长官方逆向淘汰的风气，于公影响甚大，不得不公开芹献刍荛，还望我兄谅宥。专此即祝一切好！

冉云飞拜启2008年1月13日9：48分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