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可成
（供荷兰在线中文网稿件）
媒体人石扉客（沈亚川）在人大新闻学院60周年庆典学术论坛上“踢馆”，直言新闻学界“在一些重要问题的关键时刻却总是保持习惯性的缄默”，对业界的支持不够。他提出了这样的期望：“各位老师在确保你们的项目，确保你们的课题和你们的职称之外，是不是能多一点公共参与？”
石扉客的发言吸引了马少华、杜骏飞、曹林等多位学界业界人士的讨论，让新闻学界与业界的关系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再度被热议。
这场讨论其实涉及了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技术性的，也即：新闻学院的老师们是不是该多关注和了解业界的实践，是不是该更新一下老掉牙的教案，是不是该多让业界一线的声音出现在课堂上？毫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
实际上，现在新闻学院里已经有越来越多曾经做过记者，或者与业界保持着密切互动的年轻一代教师，比如清华大学的曾繁旭、南京大学的王辰瑶、复旦大学的徐笛等等。随着这样一批教师在学界的进一步成长、壮大，新闻课堂上脱离业界一线实践的现象相信会越来越少。
但更深层面的问题却不是那么好解决的，那就是：新闻学界应该如何参与公共事务？新闻学者应该如何界定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
这两个问题也是石扉客的发言引发争议的核心。他认为，当业界面临来自权力的压力时，学界应该与业界联合，为业界发声、维权；另一些老师却认为，这并不是学界的职责，学者应该与记者保持距离。也有老师提出：“我们支持业界的方式是召开学术研讨会”，“学者一般不常去参与一些即时的，情绪化的意见表达”。
学界的确应该明确自己的身份，因为优秀的学术研究需要研究者保持客观、理性的立场，使用科学的方法，需要熟悉研究对象，但不能和研究对象站到同一阵营去。否则，研究成果一定是偏狭的、无效的。
但是，新闻学——事实上，任何社会科学都是这样——不同于纯粹的自然科学，它的发展与新闻业界的健康发展休戚与共。新闻业受困，新闻学的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捍卫新闻业界的权益、帮助业界解困，确实是学界应该承担的职责。
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1987年的美国政治学年会上发表主席演讲时曾经说：“政治学并不仅仅是一门知识学科，更是一门道德学科……政治学家们希望做些好事，在推动政治改革方面做出贡献的冲动深深嵌在我们的职业中。”
“要想在没有政治参与的情况下出现政治学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有政治参与扩大了，政治科学才能发展。”亨廷顿说，“在一个没有政治参与的社会中，政治学家将会失业。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济学家那么看重市场，为什么政治学家那么看重民主参与。“
的确，如亨廷顿所说，民主的发展和政治学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过程，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学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过程。同样，新闻业的发展和新闻学的发展也是相互促进的过程。
可惜的是，我们目前在中国还没有看到这种相互促进的发生。甚至如石扉客所说，我们看到的是“双重沦丧”。
在石扉客贴出的发言稿后面，我们看到了一些学界人士的回应。其中有一位985院校的教授说：“其实学界中人早已不是枯守书斋一种方式了，不少人都在以各种‘介入’的方式服务社会，有人做政府智囊、有的为政府和企业做舆情监测，也有的加入NGO等等，还有不少课题并非出于纯粹的学术目的。”
我想指出的是：加入NGO是介入社会、服务社会，但做政府智囊、为政府和企业做舆情监测不是。因为后两者是为权力说话（speak for power），而不是向权力说话(speak to power）。做智囊、做舆情，都无益于促进新闻业的发展，它们也跟新闻学无关。按照James Carey等学者的观点，新闻学有着民主的、解放的内核。但协助舆情监测、研究国家形象塑造，是宣传和控制的学问。
实际上，舆情监测、国家形象塑造等“研究项目”的火爆，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业界的生态：挖掘真相、平衡报道、提供严肃信息的新闻媒体在萎缩，而致力于监控、操纵的生意蒸蒸日上。学界和业界的困境，是同一个问题在两个方面的表现而已。在这样的危机之下，石扉客的发言即便略带情绪化的因素，即便如他自己所说，“没有数据，没有模型”，也足以在（真正的）新闻学界敲响警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