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一次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中，一名坐在笔者身旁的日本记者，忽然受到一名大会堂工作人员的高声训斥，因为他戴着口罩。
工作人员告诉这名记者：“如果有病，可以带你去医生。”一瞬间，会场的各个角落，马上送来不解的目光。在工作人员多次质问他“有病吗”之后，这位记者懊恼的摘了口罩。工作人员心满意足的离去，寻找着下一个需要移除的，玷污国家形象的瑕疵。可偏偏，那位当天记者确实感冒，不希望传染其他人罢了。
这名日本记者和所有境外媒体记者一样，很难在记者会提问中被选中。同时，他不能进入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的驻地酒店采访，除非是在指定对境外记者开放的时间。但至少，他不用像大部分境内记者一样，在诸多议题上只能使用通稿。而不少境内记者，在追逐体育与演艺名人之外，碍于报刊版面要求，往往需要发回大量以同行为主角的花絮照片，令人啼笑皆非。
两会期间一个新闻发布室外爆满，记者在室外等候。摄：Feng Li/Getty
与大众无关的两会，无可取代的新闻价值
某种程度上，全国人大和中国政协每年在3月召开的系列会议（俗称“两会”），是中国政府一次展示国力和自信心的高频率自拍，但当中却不容得有任何瑕疵的存在。
无微不至的信息管控和形象维护，注定两会无法摆脱“政治花瓶”的形象，难以引起大众读者的兴趣。
然而，这数千名人大委员、政协代表在进行被认为是“橡皮图章”工作的两周期间，正是党国体制全年透明度最高的时候。
记者不但可以在会场，近距离观察平日深居高墙之内的官员，甚至有可能靠近市长、省长、部长、省委书记、军队将领，让他们在没有事前协议、事后审查的情况下，回答一些尖鋭问体。仅仅这一点，就决定了两会的新闻价值无法替代。
另一方面，中国高层政治，时刻对国家生活产生深远影响，但同时却神秘莫测。而每年两会，除了公布经济、民生、司法等一系列关键数据，也能看到中国高层之间最频密和公开的互动。
近年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2012年两会。
当年两会，在十八大权力交接前8个月召开。以极具争议的“唱红打黑”为标志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原本是跻身政治局常委的热门人选，却在两会召开前忽然遭遇心腹王立军叛逃，成为当年最受记者追逐的官员。重庆代表团开放日当天，薄熙来邀请多名中外记者，就王立军叛逃、薄瓜瓜传闻、重庆发展模式、共同富裕等问题侃侃而谈大半个小时，指自己“用人失察”、家人被“泼脏水”、共同富裕是中央政策等，高调之态在中共高层实属罕见。
更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总理记者会上，另一名话题人物、时任总理的温家宝，对重庆市委市政府罕有的公开批评，将薄在重庆的政策与文革相提并论。次日，薄熙来就应声下马，被撤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
此外，两会发布的大量官方文件，规格虽不如党的全会文件，但仍是中国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
2015年全国人大报告，用习近平的直接引语作为每段讨论的开始和依据。例如，在加强监督法律实施情况和“一府两院”工作部分，开头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原则和制度设计的基本要求，就是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都要受到制约和监督。’”。而在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部分，开头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一定要为人民用权、为人民履职、为人民服务……’”。
这种提法没有出现在2014年人大报告里。敏感的人，便能品味其中个人崇拜加强的复杂况味，以及党中央领导立法的高调化和公开化。
近距离观察高层生态的唯一机会
除官方信息外，两会也是近距离观察镜头外高层生态的唯一机会。观察中国政治的最大困难，在于没有内幕消息情况下，官方公布的信息永远是标准化、去人性化的，央视的画面中，高层会议上除了发言的人以外，出席者不是在低头记笔记，就是面无表情的直视前方。这种去个性化的处理，与规则模糊、讲究个人关系，注重“政治规矩”的运行方式截然相反。
每年两会，人大和政协都会分别召开若干次全会。如无意外，每一次全会，副国级或以上的官员、中央军委全体成员必然全体出席在主席台上，这也是他们在众目睽睽下开小差的唯一时候。进场离场、报告宣读期间，各人必定少不了握手示意、相互搀扶。而作报告时间可长达一个多小时，他们又必然会左顾右盼、交头接耳一番。
谁和谁交谈了，谁是主动说、谁是听的，谁仔细看文件，谁和谁握手打招呼了，记者席上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虽然，你永远不可能知道具体内容：
比如，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和首位出身空军的军委副主席许其亮有什么共同话题，必须在大会上窃窃私语几分钟？中组部长赵乐际向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在指点什么？但当中各人关系亲疏、同级领导地位尊卑和各人在一众官员中的威望，则不难察觉。
如果运气好，还能看到党国一些不公开的运作模式。
2011年3月11日，“两会”已近尾声，日本地震在北京时间下午1点左右突然爆发。下午3点的会议期间，一名工作人员将一份文件交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随后呈交胡锦涛、温家宝批示，再返回请令本人签名，并依次通知主管救灾的副总理回良玉以及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当时，令、回、郭三人分别离席，并在数分钟后返回。在记者席上，整套运作模式尽收眼底。
当然，副国级及以上官员（包含：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一般记者不可能接触到。因为在大会中，他们会使用不同于其他人大代表的通道。他们若参加各代表团的讨论，该讨论必然不会向传媒开放。
2012年11月8日，中国北京，(左至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云山、李源潮、张高丽及俞正声参与十八大会议。摄：Feng Li/GETTY
在两会中捕捉确切新闻
如果说此类高层观察只是“小众口味”，那么金睛火眼的记者，还能从在大会堂东大厅里，喝茶闲聊的大量部级和厅级官员中，捕捉到更确切的新闻。
2015年两会期间，彼时盛传中央警衞局局长曹清被换，但官方一般不会就此作任何说明，而身份如此敏感的曹清即使在人群中被认出，也几乎不可能对记者开口。但有香港记者捕捉到，曹清的臂章已经换成“北京军区”，不再是中央警衞局所隶属的“总参谋部”。
而一个月后，官方报道确认，曹清已转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在中国政治中，一个人离开贴近权力核心的位置，平调至更高级部门的同级职位，与更多同僚共事，是权力被稀释、不受信任的明显特征。
另一名香港记者，则在大会堂的熙攘人群中，找到不在出席名单上、却前来列席的共青团第一书记秦宜智。秦宜智表示，香港占领中环时期，共青团曾三度派人前往占领区，与学生交谈。他也首次透露，教育部当时正与香港教育局就中国历史课程协商，以加强香港学生的中国认同感。
而在陆港两地关于一国两制与自治权的界限甚嚣尘上之时，这些首次获得官方确认的消息当然引起了不少讨论──比如，香港的教育政策实际上还保留多大的自主权力？
严防有色眼镜
两会的组织方，自然会有一系列的手法应付这些戴着“有色眼镜”的记者，当然，以境外媒体记者为主。
笔者曾在某年两会某省的分组讨论会议中，等到一名上厕所的副省级官员，并询问他关于发生在他所辖地的一次敏感事件。这名官员不但回答了，还用了相当强硬、甚至带有嘲讽的语言批评了事件中的受害者。
回到会席上不久，这名官员马上离席，要求笔者不能报道他刚才在录音笔前说的话。笔者当场坚持，要与编辑讨论，拒绝当场答应。
到笔者离开之前，一旁的工作人员立刻举起相机拍摄，并警告“我已经知道你是哪个媒体的”。片刻之后，记者接到更高新闻主管部门来电，要求不能刊登。
最后，笔者与供职媒体的新闻主管沟通，再三权衡采访的新闻价值与风险，只好决定不予刊登。因此，当境外记者进入驻地时，往往能够“享有”类似待遇──安保人员会得到任务，“记住盯着那些记者，特别是境外的”。
当然，主办方对各大记者会提问机会的把握，是最基本的功夫。最坦诚的新闻主持人，必定会在点完哪位记者回答问题之后，顺便报上这个记者的媒体机构。而到了记者会最后，有境外记者大喊“给香港媒体一个机会”时，麦克风几乎铁定会交给三家亲中报纸，即《文汇报》、《大公报》、《香港商报》之一，而且提问的还经常是当地驻站的、长期与当地政府共同举办活动的记者。
比如2012年，在两会广东团开放日上，香港媒体一直希望提问香港社会十分关心的自驾游和双飞孕妇问题。因此到开放时间快结束时，有香港记者大喊，“给香港记者一个机会”。这时候，主持人点中了《香港商报》广东驻站的一位记者，提问关于广东经济转型的问题。这时候，有香港记者表示抗议，说提问的记者“不是香港的”。
发布会刚结束，这名《香港商报》的记者就大发雷霆，找到一位无线电视台的女记者，把对方的胸卡拉扯多次至脱落，并掷到她脸上。期间，这位商报记者不断质问：“你是哪个媒体的？同行之间不懂互相尊重吗？”随后双方爆发肢体冲突。
当时陆港关系已经剑拔弩张，一批内地记者随即包围这名记者，质问她是否其实是内地同行。
镜头内外的民族平等
最后，体现出民族平等的重任，在两会上也非常重要。
几乎每一次两会期间，都会有这么几张似曾相识的照片：穿戴着各种民族服饰的十几个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手牵手一字排开，齐步向前。明媚的阳光洒在他们微笑的脸上，背景则是人民大会堂的正门、高高悬挂的硕大国徽，和透彻的蓝天。
照片的信号很明显：全国各族人民在一个民主、平等、开放的会议中，为国家发展畅所欲言、建言监督。或者用人大会议闭幕词的话来说，“这是一次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大会。”
但拍出这种照片并不容易，这些代表或委员之中，很多人并不互相认识。碰巧看到有人拍照时，他们才开始牵手同行，步伐与队形也一般难以保持一致，往往需要一位老道的摄影师在一旁指挥：“一二三走！”当然，同样重要的是，那天也不能有霾。
更矛盾的是，代表各族的衮衮诸公，若谈起党和政府的政策如何伟大正确，必能滔滔不绝。而若被问到民族、宗教等敏感问题，他们大半顾左右而言他，甚至忽然表示自己听不懂汉语。笔者也遇到过讨论会上声如洪钟、大谈民族团结的政协委员，散会后立即表示身体欠佳，无法接受采访。
对这种摆设的不满，已经体现在人大代表的选举中。2013年，人大常委选举有174名候选人，选出161人，差额比例约8%。当时会场大屏幕公布的票数显示，多名少数民族代表收到高反对票数，其中云南的白族代表寸敏有773张反对票，是反对票第二多的。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两会，身为云南商务厅的一名处长，寸敏成功利用坐在主席台的优势，向新任主席习近平和李克强索要了签名。
对于少数民族干部得票数较低的情况，2013年曾有少数民族代表对《明报》表示：“可能是大家觉得我们少数民族代表履职能力比较差吧。”
让记者遗憾的是，四年来，在经历了2012年薄熙来下马、温家宝退休之后，中共高层中的魅力型官员已经凤毛麟角，每年的看点总理记者会也开始黯然失色。过去一年，“妄议中央”被定为党内违纪行为，政治忠诚也成为中央巡视检查的首要标准。日后两会会否更趋向一言堂，而使挖掘好新闻变得更加艰难，值得新闻媒体持续留意。
（高隽松，资深中国报道记者，中国政治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