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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中间，表忠心是一件任何人都不敢轻视的大事。如果不能随时显示出自己对伟大领袖的忠诚，没准就会有无妄之灾降临到自己头上。站在群众前头的领导人物，尤其是各级革委会的头头们，更是如此。因此，经常会有借着“群众的首创精神”弄出来的表忠心浪潮，一波又一波，没完没了。
有一段，红海洋是个时髦，家家户户都得挂红旗，尽管村子里的房子很破，但远远望去，的确是一片红，大大小小的红旗，在高高低低地飘扬。做红旗的钱，当然得公社出，只是，红旗飘久了，难免褪色，不换新的，就成了红白相间的旗或者白旗，时间一长，公社也出不起这个钱了，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家家户户搭语录台，也是一种时髦。所谓语录台，类似于过去的佛龛，只是上面供的不是菩萨，而是伟大领袖。每天全家人对着语录台，早请示晚汇报，念诵语录若干条。兴致高的，还跳几圈忠字舞。晚汇报的时候，按规定应该批评与自我批评，忏悔和检讨自己一天所做的错事，能哭上一鼻子最好。那时候上商店买东西，如果赶上早晨开门，东西别着急买，得在商店的领导带领下，一起恭祝统帅万寿无疆，副统帅永远健康。商店门口正中，一定有一个语录台。这样虔诚的好事，好像也就兴了几个月。一年以后，好些老乡家的语录台虽然还在，但早请示晚汇报却没了。
持续时间比较长的，是佩戴领袖的像章。像章除了开会发，别人送之外，一般是需要花钱“请”的。所以，那时有工资的人家里，像章就比较多，农民家里相对就少。在小孩子之间，还有抢的，看见别人戴的像章好看，自己没有，就动手抢。偷像章的也多，刚得到一个新鲜的像章，戴出去嘚瑟一下，看场电影，回来就发现没了。无论佩戴，还是偷和抢，都被视为表忠心的一种方式。当然，更好的方式，是献像章。
那个时候，经常会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到处演讲，当时的话叫“讲用”，积极分子在台上讲完了，台下听讲的，就可以登台给他献像章，排上队，逐一送给他一枚像章，亲手给他戴上，胸前戴满了，就挂上一片布，接着往上别。一个积极分子，讲一次，每每可以收获几百枚。献像章，也是向领袖表忠心的一种形式，间接地，向领袖表达自己的虔诚。也听说过有忠心赤胆之人，把像章活生生别在肉上的，但是，我们那儿地方小，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苦行之人。
很快，佩戴像章有点不过瘾了，人们开始在胸前挂“忠心”。用红色绒布做的，一个巨大的心。上面绣着一个“忠”字，有的还把像章，别在忠字的上面。表示说，我们把心给掏出来了，心都是红的，个头还挺大。但是，这样的干法，除了个别有闲钱的人家之外，还是得公家掏钱，加上每个人胸前挂一个这么大个东西，干活也不方便，吃饭弄不好还给弄脏了。所以，兴了不久，又退了回去，还是戴像章。
那个年月，无论这些忠心的表白能否坚持下去，但对伟大领袖的忠心，却是真实的。估计没有人想过不忠诚这回事，也不敢想。平日所思所想，都是如何把自己的忠心表达出来，让人家看见，同时互相竞赛，比着效忠。骨子里，其实还是怕，怕人家因为自己的不够虔诚，不够忠心，给揪了小辫子。那年月，一个特色就是挨整的人是越来越多，黑五类不用说了，其他人也不断地被划入到阶级敌人的队伍里，就算你根正苗红，三代贫农，一个不留神，被人抓住不忠心，甚至亵渎领袖的行为（一般都是无意的），一样会被挨整。一旦挨整，皮肉之苦不消说，苦的是从此自己和家人别想在人前抬头。因此丢了性命，也是大把的。
所以，人人都在表白，我，才是最忠心的。个人崇拜的底色，不是造神，而是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