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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中间,表忠心是一件任何人都不敢轻视的大事。如果不能随时显示出自己对伟大领袖的忠诚,没准就会有无妄之灾降临到自己头上。站在群众前头的领导人物,尤其是各级革委会的头头们,更是如此。因此,经常会有借着“群众的首创精神”弄出来的表忠心浪潮,一波又一波,没完没了。

有一段,红海洋是个时髦,家家户户都得挂红旗,尽管村子里的房子很破,但远远望去,的确是一片红,大大小小的红旗,在高高低低地飘扬。做红旗的钱,当然得公社出,只是,红旗飘久了,难免褪色,不换新的,就成了红白相间的旗或者白旗,时间一长,公社也出不起这个钱了,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家家户户搭语录台,也是一种时髦。所谓语录台,类似于过去的佛龛,只是上面供的不是菩萨,而是伟大领袖。每天全家人对着语录台,早请示晚汇报,念诵语录若干条。兴致高的,还跳几圈忠字舞。晚汇报的时候,按规定应该批评与自我批评,忏悔和检讨自己一天所做的错事,能哭上一鼻子最好。那时候上商店买东西,如果赶上早晨开门,东西别着急买,得在商店的领导带领下,一起恭祝统帅万寿无疆,副统帅永远健康。商店门口正中,一定有一个语录台。这样虔诚的好事,好像也就兴了几个月。一年以后,好些老乡家的语录台虽然还在,但早请示晚汇报却没了。

持续时间比较长的,是佩戴领袖的像章。像章除了开会发,别人送之外,一般是需要花钱“请”的。所以,那时有工资的人家里,像章就比较多,农民家里相对就少。在小孩子之间,还有抢的,看见别人戴的像章好看,自己没有,就动手抢。偷像章的也多,刚得到一个新鲜的像章,戴出去嘚瑟一下,看场电影,回来就发现没了。无论佩戴,还是偷和抢,都被视为表忠心的一种方式。当然,更好的方式,是献像章。

那个时候,经常会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到处演讲,当时的话叫“讲用”,积极分子在台上讲完了,台下听讲的,就可以登台给他献像章,排上队,逐一送给他一枚像章,亲手给他戴上,胸前戴满了,就挂上一片布,接着往上别。一个积极分子,讲一次,每每可以收获几百枚。献像章,也是向领袖表忠心的一种形式,间接地,向领袖表达自己的虔诚。也听说过有忠心赤胆之人,把像章活生生别在肉上的,但是,我们那儿地方小,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苦行之人。

很快,佩戴像章有点不过瘾了,人们开始在胸前挂“忠心”。用红色绒布做的,一个巨大的心。上面绣着一个“忠”字,有的还把像章,别在忠字的上面。表示说,我们把心给掏出来了,心都是红的,个头还挺大。但是,这样的干法,除了个别有闲钱的人家之外,还是得公家掏钱,加上每个人胸前挂一个这么大个东西,干活也不方便,吃饭弄不好还给弄脏了。所以,兴了不久,又退了回去,还是戴像章。

那个年月,无论这些忠心的表白能否坚持下去,但对伟大领袖的忠心,却是真实的。估计没有人想过不忠诚这回事,也不敢想。平日所思所想,都是如何把自己的忠心表达出来,让人家看见,同时互相竞赛,比着效忠。骨子里,其实还是怕,怕人家因为自己的不够虔诚,不够忠心,给揪了小辫子。那年月,一个特色就是挨整的人是越来越多,黑五类不用说了,其他人也不断地被划入到阶级敌人的队伍里,就算你根正苗红,三代贫农,一个不留神,被人抓住不忠心,甚至亵渎领袖的行为(一般都是无意的),一样会被挨整。一旦挨整,皮肉之苦不消说,苦的是从此自己和家人别想在人前抬头。因此丢了性命,也是大把的。

所以,人人都在表白,我,才是最忠心的。个人崇拜的底色,不是造神,而是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