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企业家任志强不久前在微博里表达了不认同“媒体姓党”的说法，遭到了官方媒体的围剿，指斥詈骂，狂轰滥炸，杀伐之声，甚嚣尘上。任志强甚至因此而被销去微博账号，而且不许改名另设，被剥夺了在网络上发表意见的自由。这一场民主和专制的博弈，构成丙申新春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幅激烈而瑰丽的图景。

2月19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在视察中央三家主要媒体时，提出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任志强就这个概念发表了两条微博。提出质问：“人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别用纳税人的钱去办不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事”。还说：“彻底的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了？当所有的媒体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这些说法引起了一系列反应，官方媒体，群起而攻之；民间的有识之士，则针锋相对地进行反驳。其中是非曲直，颇堪玩味。

（一）为了加强对媒体的领导，实现所谓的“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提出“媒体姓党”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个概念是否科学，理论上是否站得住，却值得分析探讨。

关于“姓党”的说法，最早是八十年代高扬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时提出来的“党校姓党”。后来的党校领导人有的就继承这个提法，加以发挥，近几年则更为强调。“媒体姓党”大概就是从“党校姓党”演化出来的。

“党校姓党”的说法，尽管不十分科学，但党校毕竟是党组织的直属单位，担负着训练党员干部的任务，用这样一个生动的概念来加以概括，还有一定的合理性。媒体就不同了。

从我国最早的媒体——报刊的发展过程来看，它来自两个源流：一是官方的《邸报》、《京报》、《塘报》等，以传达官方信息为务；一是随着西学东来而出现的民间报刊，最早多由来华传教的外国新教教士创办，报刊在传教的同时传播信息，开启民智。随后，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创办报刊，成为推动维新运动的有力工具，遭到慈禧太后的镇压。民国前后，报刊复兴，蔚为大观，多数是民间自发创办的，即使少数官办的报刊，也多以传播社会信息和时代新知为主要内容。近现代的报刊既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推进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我国近代的报刊是随着西学东渐而兴起的，而西方国家的报刊曾经作为反对神权王权的强大武器，在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西方报刊为范本的中国报刊，当然也不能不带有反封建反专制的原始色彩。

由此可见，不论是作为反映民间疾苦的舆论工具，还是作为沟通朝野官民的媒体，报刊（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新闻实体）都天然地具有广泛而浓厚的社会性、民主性，即使是党组织办的党报党刊，也有责任反映人民大众的疾苦，传达他们的呼声。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提出报纸工作要“带着浓厚的群众性”，《新华日报》主张应“视报纸为人民的武器并交给人民使用”，中共中央1956年在批准《人民日报》改版报告的批语中指出：“我们党的各种报纸，都是人民群众的报纸”，“如果片面强调它们是党的机关报，反而容易在宣传上处于被动地位。”文革结束后不久，《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曾提出“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强调党性源于人民性，却受到胡乔木的严厉批评。其实，任何政党的党性，都应以人民性为基础，否则就会堕落成为贪官党、法西斯党。同样的道理，对于报刊等各种媒体，首先应该强调的是它们的人民性、社会性、民主性，而不是它们的党性；它们首先姓民、姓社，其次才姓党。强调“媒体姓党”，“反而容易在宣传上处于被动地位”。

（二）强调媒体姓党，不符合于政党的利益，相反会损害党的利益。不论是从社会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提出媒体姓党的原则，都会给人们留下为党派的狭隘利益服务的印记，任何合理的解释都无济于事，这就必然大大削弱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助长顺风阿谀、心口不一的恶劣风气。再则，虽然当初提出的是“党和政府办的媒体姓党”，但过去思想潮流的趋向告诉我们，许多有一定限制性的口号一旦提出，往往会泛化成为普遍性的政策，这里既有无良文痞的推涛作浪，也有社会民众的心理走势。即使不是党和政府办的媒体，在主管单位（如群众组织、高等学校、研究机关等等）党组织的操纵下，也不敢不改姓党。这样一来，全国媒体一片红，新闻成为“党天下”，舆论一律，“顺帝之则”，也就听不到民间的不同声音了，这对执政党绝对是不利的。

（三）任志强的微博，只是对“媒体姓党”提出一些不同看法，行使了作为一个党员和公民的权利，既没有违反党章，也没有违反法律。即使他说的话有些刺耳，也应该本着“有则改正，无则加勉”的精神，从中吸取有益的养料，最不济的是拒不接受，也不妨一笑置之，没有必要兴师动众，群起而攻之。目前出现的围剿任志强的局面，不仅证明不了“媒体姓党”的正确性，反而展现出文化专制主义的丑恶面目，进一步地败坏了党的威信。同时，也再一次地暴露出那些帮闲文痞的无耻嘴脸。他们在声讨任志强时所运用的文革逻辑和文革语言，在社会上唤起文革重来的恐怖气氛，增添社会公众的不稳定感。用近来媒体和网络上经常出现的“砸锅”的比喻来衡量，任志强不是砸锅者，而是补锅者，他那两条批评“媒体姓党“的微博不是砸锅之作，而是补锅之作，因为“媒体姓党”有如锅上的裂缝。倒是那些围剿任志强的文章作者，才是真正的砸锅者，至少是保护裂缝、拒绝补锅者。他们不断在党的脸上抹黑，却自以为是在维护党的领导，“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四）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言人姜军在2月28日发表谈话，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和国务院的有关通知，责令新浪、腾讯等网站关闭任志强的微博账号。这位发言人在谈话中强调任志强发布“违法信息”，所以有关网站应“依法”关闭他的微博账号。但是，任志强的微博违反了什么法的哪一条？关闭他的微博账号是依的什么法的哪一条？发言人却说不出来。《刑法》、《民法》里都没有这样的规定。发言人所依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只是说如有构成犯罪的行为，应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包括造谣诽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及“发表、传布其他有害信息”等等，任志强的微博发表有害信息了吗？“构成犯罪”了吗？都没有。所以， 国信办加之于任志强的“发布违法信息”和“依法”关闭他的微博账号，都是无法可据的，这才是真正的违法行为。既违反宪法，也违反党章。国务院应该追查国信办渎职违法的责任。

（五）在任志强和某些官办媒体的论争中，后者挾政治权力而俱来，有恃无恐，占尽强势，但他们的文章既不具理论说服力，又处于道德的下 风。而任志强却获得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他们写文章支持任志强，驳斥官报和官网上的那些文革式的大批判，占据了理论和道德的高地。在如此强烈的对比面 前，高层领导人应该作出明智的选择。我建议放弃“媒体姓党”的原则，还任志强以言论自由；同时，理直气壮地宣称媒体姓民、姓社，不但强调党报的人民性和社会性，而且允许民间自由办报，为社会开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园地，使公民可以行使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宪法权利。这样做的结果，不但可以结束“党媒姓党”的博弈，而且会走出危机四伏的政治窘境，开辟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同时，也将因此而赢得广大民众的普遍拥护，提高党的威望，增强党的领导的合法性，既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也有助于党的建设。不知当政者是否有迈出这一步的决心和勇气？

2016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