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Foreign Affairs
编译/公仔 & 陈常然
译读：T-Read | 译读的小号：BigBrochina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美国作家Clay Shirky，生于1964年，擅长研究社交媒体对政治经济及生活的影响。本文从美国的角度，结合一些经典事例，探讨了社交媒体对对民主的推动作用。社交媒体如何促进言论自由？赞助别国的翻墙工具，要求政府释放活动分子，美国到底居心何在？或许这篇文章能给你一个答案。
本文是三篇连载中的最后一篇，在译读（T-Read）和译读的小号（BigBrochina）上均可查收。
（续上文）
社交媒体怀疑论
有人认为社交媒体并不能影响国家政治，概括起来有两种主要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社交媒体工具本身并无影响力；第二种则认为，由于专制政府越来越善于运用社媒压制异议，因此它对于民主化进程功过相当。
最近，《纽约客》特约撰稿人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批评社媒没有影响力，并主要围绕“懒汉行动主义”（译者注：指那些只在网络上声援却没有实际行动的人，类似中文里的“键盘侠”。）举出了多项事例。比如心不在焉的参与者通过参加脸书网上“拯救达富尔”这类低成本的活动来寻求社会变革，就像在自己的车上贴满口号，却没有更多实际行动，光打雷不下雨。他的批评虽有道理，但并未触及社交媒体的力量这一核心问题；的确，键盘侠们不能单靠打几个字就让世界变得更好，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寻求变革的人也无法靠社交媒体达成目的。
近期的抗议活动——包括2009年发生在印度的反对原教旨主义义务警员运动，2008年韩国的牛肉抗议活动，2006年智利的反教育法抗议活动——都运用了社交媒体来协调现实世界里的行动，而非键盘侠的脱离现实。至于结果，这些抗议活动都使参与者直面暴力威胁，甚至有几起事件中直接发生了暴力冲突。事实上，使用社交工具（尤其是手机）来协调和记录现实世界里的行为已经十分普及，这很有可能会成为今后政治运动的一股力量。
当然，这并不是说政治运动只要利用社交媒体就会成功，毕竟政府仍有作出回应的能力。这就将我们引向了之前更加严肃的第二种看法，对于社交媒体作为政治进步的工具的批评——毕竟，政府越来越熟悉监管、封锁、拉拢那一套。新美国基金会的学者丽贝卡•麦金农和开放社会研究所学者的莫罗佐夫称，社交媒体的运用既有可能强化专制政权，也有可能将其削弱。为了控制社交媒体带来的政治风险，中国政府花了相当大的力气完善多个体系。而在这些体系之中，重要性最小的当属审查和监视项目了。中国政府越发认识到，其政权合法性的威胁来自国内，而封杀《纽约时报》根本不能阻止震后悲痛欲绝的母亲公开谴责腐败。
从90年代中期，中国只是针对外部的网络信息进行简单过滤；而今这一系统已经进化得更加复杂，它不仅对国外信息有所限制，还以爱国主义和公共道德的理由来鼓励网络服务对互联网用户进行审查、以及用户互相审查。由于中国的目标是防止网络信息产生政治效应，因此无需对互联网进行全面审查，只需最大程度地限制信息访问即可。
在专制国家，互联网的墙越筑越高，因为国家不允许持不同政见者实时协调，或散布对事件的记录。这一策略同样刺激了保守主义困境的产生，在短期内使民众意识到政治冲突的风险。谷歌地球曾在图例地图上标记出了巴林皇室吞并的公共用地，而在地图传播开来后，巴林政府封锁了谷歌地球。有些人可能原来根本没见过谷歌地球，这一举措反而致使更多巴林人警觉了起来。消息散布得如此广泛，政府不得不缓和态度，四天后再度开放了谷歌地球的访问权限。
如果这种封锁持续下去，会给政府带来更多麻烦。2010年夏，反政府示威者占领了曼谷，他们的出现干扰了曼谷商业区的正常秩序，国家的反应是切断主要电信基础设施，然而这一举动影响到了远离首都的居民。国家因此陷入了更大的困境当中——电话不能使用，现代经济就会一片瘫痪——所以说，泰国政府大规模或长时间切断通讯的能力也受到了限制。
在极端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甚至会有性命之忧，譬如伊朗检察官要求将伊朗博主侯赛因•德拉哈斯汗判处死刑(译者注：Hossein Derakhshan，被称为伊朗的“博客之父”，宣传和伊朗当局不同的政见，后减刑为19年6个月），以及白俄罗斯反政府网站 Charter 97 的建立者亚历•别别宁疑似被绞杀。确实，如果说社交媒体能助推政治变革，那是因为政府和异见者都相信这一点。世界各地的激进主义分子都认为，社交媒体确实有用；因此，他们利用这些工具采取了行动。而他们斗争的对象，即各国政府，同样也认为社交媒体强大有力；为此，他们采取骚扰、逮捕、驱逐出境、甚至剥夺生命的手段来反击。美国如果想加深他国的保守主义困境，又不陷入错综复杂的政治困境，可以采取的一个办法是呼吁他国政府释放因使用社媒被监禁的公民。任何能制约国家对这些公民采取极端暴力威胁的手段都能加深保守主义困境。
放眼未来
美国既然把网络自由视作治国的工具，就不应太强调反审查工具，尤其是针对某些政权采用的反审查工具。相反，美国应加强对各地的公众言论和集会的普遍支持。当然，开放的信息也很重要，但这并不是社交媒体制约专制统治者、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美国政府如果不采取温和的态度推行自己的原则，而是直接支持某些针对特定政权的工具及运动，可能会引起一些强烈抵制。
因此，美国国务院需要调整其网络自由的计划。确保公民享有个人交流与社会交际的自由是首要目标，紧接着是确保公民在公共场合的言论自由。这样的调整可以证明美国是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公民拥有集会自由，这比能访问谷歌和 YouTube 更重要——这个社会愿意不遗余力督促各国政府真正为人民服务。
举一个例子，埃及政府最近收紧了对群发短信的限制，美国对这一政策的担心程度应该不亚于对埃及进一步限制新闻自由的担心。群发短信服务有利于促进自由集会，而集会自由和新闻自由一样，都属于美国民主理念的核心。与之类似的是韩国为了阻挠公民自发组织突发性的集体行动，比如2008年首尔运动（译者注：），要求公民在使用某些网络服务时实名注册。美国向来不吝批评中国的审查制度，如果不以同样的标准要求韩国，可能不利于其在全球推行互联网自由的理想。
此外，一些私企或机构运营着网络公共空间，美国政府需要明确表明要插手这些私企或机构的运营。这虽然较难做到，却十分必要。如服务器设在美国的Facebook、Twitter、Wikipedia 以及 YouTube，以及服务器设在海外的 QQ、WikiLeaks （服务器设在瑞典，存放泄密文件）、Tuenti（西班牙社交网站）、Naver（韩国社交网站）等，都是传播政治性言论、交流及协作的常用网站。全世界的无线运营商都要从用户的手机向这些网站上传短信、照片以及视频。这些企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支持用户的言论和集会自由呢？
这就相当于美国私人商业环境下的言论自由度，比如商业区可以举行什么样的抗议活动。不管怎样，支持网络化公共空间的平台都是由私人经营的；克林顿曾承诺美国将和这些公司携手共进，然而和现实世界的言论和行动一样，在没有法律框架的情况下，仅凭道义上的劝告，可能并不足以说服商界人士支持言论和集会自由。
可以考虑建立一系列灵活的短期策略，以应对不同的时代下不同的政体。不过，现实世界里的治国要求意味着这套策略很难实现。不论是在专制还是民主国家，激进分子都会试图通过互联网及相关工具来促进国内的变革；不过，美国政府主导及影响这些变革的能力有限。相反，美国政府需要采取更为宏观的途径，来促进全国范围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及集会自由。人们需要理解的是，进展需要时间。至于社交媒体对公共领域的影响，只有把焦点从“使用了什么工具”转移到“创造了什么环境”上，美国才能通过这些工具获得长远利益，尽管这意味着无法实现短期目标。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