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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Foreign Affairs

编译/公仔 & 陈常然

:T-Read | 译读的小号:BigBrochina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美国作家Clay Shirky,生于1964年,擅长研究社交媒体对政治经济及生活的影响。本文从美国的角度,结合一些经典事例,探讨了社交媒体对对民主的推动作用。社交媒体如何促进言论自由?赞助别国的翻墙工具,要求政府释放活动分子,美国到底居心何在?或许这篇文章能给你一个答案。

本文是一篇近一万字的长文,为照顾读者体验,分成三篇,三天连载,(T-Read)和译读的小号(BigBrochina)上均可查收,欢迎关注。

要讨论在压制性政权中采取政治行动,就不能忽视一个例子:1989年东欧剧变,以及1991年随之而来的苏联解体。冷战期间,美国一直在投资发明新通讯工具,包括《美国之音》的电台广播,在莫斯科开美国展览(尼克松与克鲁晓夫的厨房辩论就在那里展开,借厨房的摆设和特点开展了一场关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优劣的论战),走私复印机支持铁幕下地下刊物(俄语为samizdat)的发行。但冷战的结束并不是《美国之音》的听众们奋起反抗的结果,而是经济变化的结果。随着石油价格的骤降和面粉价格的飙涨,苏联惯用的石油换粮食的策略宣告无效。因此,克里姆林宫不得不想方设法保住西方的贷款,但如果克里姆林宫出兵干预非俄罗斯国家内政,贷款便随时可能中断。因此考虑到1989年的宏观经济状况,(苏联)民众交流的自由度也就不值一提了。

但铁幕下的国家为什么不干脆饿死它们的人民作罢?毕竟填饱了肚子的人民不起义这个观念早在20世纪就过时了;就算平民死亡高达百万计,国家领导人还是可以保住地位。上世纪30年代,斯大林就这么做过;60年代,毛泽东也这么做过;而金正日在过去二十年做过不止一次。但1989年的东欧剧变跟上述的几个不同,原因便是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领导人面对的是强大到足以起身反抗的公民社会。东德几乎每周一次的游行示威,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运动(译者注:1977年公布的七七宪章象征着反体制运动的开始,是对政府尊重人权的诉求),以及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所有的这些运动都产生了合格的备选政府。

上述团体能够创作和传播政治文件,哪怕仅仅是配备了简单的复印机,它们的能力无不说明除了共产主义政权还有更好的选择。对那些国家的团体来说,政府的无能和经济的衰败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秘密,使得政府出兵镇压变得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正是国家与人民权力的天平发生倾斜,才使得共产主义政权得以和平地垮台。国家使用暴力的权力被削弱,而公民社会抵抗国家暴力的能力得到增强。当公民社会占得上风后,那些站出来反对共产主义政权的人——像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波兰首位非共产党总理)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瓦茨拉夫•哈维尔——成为了新一届政府的领导人。冷战时期的通讯工具本身并没有导致政府的垮台,它们只是帮助人民推翻孱弱的政权,接手那个国家而已。

媒体——无论是《美国之音》还是地下刊物——通过强化公民社会以促成社会变化的作用,与纸媒的历史使命不谋而合。正如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他196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所说,在国家充分民主化之前,报纸为关心政治的民众搭建了一个讨论和协商的平台,从而促进了整个欧洲的民主进程,这一观点也得到了阿萨•布里格斯、伊丽莎白•艾森斯坦和保罗•斯塔尔等后世学者的发扬。

政治自由离不开一个受过教育并联系紧密的公民社会来让公民讨论政府的公开事项。1948年美国总统选举后,有一个著名的政见研究,主持研究的社会学家伊莱休•卡茨和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发现,大众传媒本身并不能左右人们的思想,相反,整个过程由两步组成。首先某种观点会通过媒体传播,然后得到朋友、家人和同事的附和;而政见正是在第二步形成的。整个网络环境,尤其是社媒,便可以在这一步发挥作用。像纸媒所产生的效应一样,互联网不仅能促进媒介消费,还能传播媒介产品——人们能公开或私下讨论各种对立的观点。

公共领域缓慢发展,民意同时依靠媒体和对话形成,这就是环境友好型网络自由观的核心。西方手握民主的钥匙,而且只要有了这把钥匙,独裁政府便能轰然倒塌——这是一种狂妄自大的观点。与之相反,环境友好型自由观认为,只有公共领域能够传播和接纳各种思想和观点,政治变革才可能发生。相比于对话自由,信息自由的政治意义远没有那么重要。并且比起接受抽象的政治理想,人们对经济表现和政府执政的日益不满更能催生一个合格的公共领域。

举个当代的例子,中国广大的汉族中产阶级对民主自由、清廉政府的呼声对中国政府造成的压力,远大于维族或藏族要求自治的呼声。同样地,想要使伊朗政府的行为更加开明,要求政府撤回敌视女性法律的伊朗女性维权运动——“100万个签名”的作用就比更具冲突性的伊朗绿色运动要大。

对那些支持公众示威的观察者来说,这样的活动太过温和,但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显示,有效的示威活动通常只是一个漫长过程的终章,无法脱离漫长的序曲而独立存在。美国政府促进世界网络自由的所有努力都应该集中在准备阶段——只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公共领域,改变才可能发生。

保守主义困境

不论是公司还是政府,相比纪律性差的组织,纪律良好、协调性强的组织总是更占优势——后者可以有条不紊引导内部成员的行动,因此他们的集体行动更加轻松。对于纪律性差的组织而言,社交媒体可以降低协调成本,从而弥补缺陷。菲律宾的反埃斯特拉达运动利用短信的便捷性,组织起了大规模的人群,而无须(也没有时间)进行标准化的管控。在此之前,抗议活动、公共媒体宣传等手段只是正规组织的专利;但是如今,大而松散的组织也可以借此采取一致行动。在政治运动中,有一种主要的协调形式被称为“共同认知(shared awareness)”。这是一个军事术语,指组织中的所有成员不仅清楚当前的局势,也知道其他成员对局势同样清楚。社交媒体通过在社交网络上传播信息来增进人们的共同认知。在西班牙,反对阿兹纳尔的抗议活动发展十分迅猛,就是因为传播消息的数百万人平起平坐。

2008年四川大地震后,中国的反腐抗议爆发,也是消息突然传播形成广泛共识的例子之一。抗议者包括广大父母,特别是那些因校舍倒塌而丧子的母亲们。劣质的豆腐渣校舍是当地政府和建筑商狼狈为奸的产物。这次地震之前,中国建筑业的腐败早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然而校舍倒塌后,人们开始通过社交媒体共享灾难背后的证据资料并抗议发声。政府的腐败由此变得广为人知,并从公开的秘密成为了尽人皆知的真相。

中国政府最初允许报道灾后抗议活动,六月份时却突然态度一转。原来,在了解到抗议者不只是要求国家赔偿,而是呼吁地方改革后,警方开始出动部队逮捕抗议者,并胁迫新闻工作者。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威胁不在于人们看到了腐败,而政府短期内又对此束手无策。政府害怕的是,一旦人们形成共识,那政府必须回应:要么实施改革,要么粗鲁回应,让更多人产生警惕。毕竟,能拍照的手机已经普及,发动大规模镇压而不被拍摄下来比过去困难多了。

在当代各国,共同认知愈发明显,形成了俗称的“独裁者困境”。不过,传媒学理论家布里格斯的命名——“保守主义困境”更为恰当。这一名称不仅适用于独裁者,对于民主政府、宗教界以及商界的领袖也适用。新的媒介增加了公众发表言论和集会的机会,困境由此产生。随着复印机、浏览器等媒介流行,曾经一度把持公共言论的国家突然需要解释官方与民间两种声音的背道而驰。对于陷在保守主义困境中的国家来说,面对这种情况会有两种反应:审查(censorship)和宣传(propaganda)。然而这两种手段都不如直接噤声来得有效。国家会根据需要审查批评言论,制造宣传。但相比直接噤声,这两种手段成本都不低——没有批评,就不需要禁言,也不需要回应。不过,如果政府切断网络,禁用手机,那么有可能连政府的支持者也将变得激进,也可能会损害经济。

保守主义困境能够存在的部分原因在于,政治性言论和非政治性言论两者并不矛盾。2008年,韩国众多少女在清溪川公园发起了对进口美国牛肉的抵制。而她们是因韩国男子乐团东方神起的网站讨论版块而变得激进。东方神起不是政治组织,抗议的少女也并非典型的政治活跃分子。但在有着80万活跃网民的网上社区,网民能通过对话形成政治主张,这便是卡兹和拉兹菲尔德提出的两步进程中的第二步。

大众文化为社交媒体的政治用途提供掩护,由此也加深了保守主义困境。专为持不同政见者所打造的工具容易被国家取缔,但如果要取缔更广泛使用的工具,必然会面临不满的非政治行动者转化为政治行动者的风险。哈佛大学伯克曼网络与社会研究中心的伊桑•祖克曼称之为“数字浪潮下的萌猫式行动主义”。(译者注:英文为“the cute cat theory of digital activism”,源自互联网上分享可爱小猫照片的热潮,指价值不大却广为流传的网上活动)政府无需为取缔专门反制国家审查的工具(如代理服务器)付出政治代价;但相比之下,要禁用用途更广的工具,比如大部分人用来分享萌猫照片的平台,则难度更大。

因此,投入到综合性、而非政治活动专用的社交媒体以加强民主要更为明智一些。究其本质,一般的言论自由都带有政治色彩,而且远非普世价值。自由言论是美国放在第一位的目标,因此可以认为,美国盟友当中的民主国家可以相对较好地保证言论自由,不民主国家情况会差一些,而非盟友、不民主国家的言论自由最少。不过,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不希望取得经济增长。鉴于有些政府排斥可以使得经济政治协调发展的科技手段,致使经济增长受阻,美国应当依靠经济增长的激励来保证媒体的作用得到发挥。换言之,为了开辟和巩固各国的公共领域,美国政府应强调社媒对于各国经济的裨益,而非自由这一并非普适的理想,以加深这些国内的保守主义困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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