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参与珍·古道尔研究所青年计划“根与芽”的志愿者在内蒙古一座农场种植树苗，帮助防治荒漠化。
两年多以前，中国政府拟议对境外非政府组织施加更加严格的控制，使得人们对大批在中国开展工作的团体的未来感到担忧。这些团体包括医疗慈善机构、外国大学的分支机构，以及商会。一些人担心，以后开展工作需要在政府部门登记，立项需要获得警方审批，资金筹集活动会遭到限制等等。
然而，在发布了两版审议稿之后，《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仍未通过，因此一些人猜测，在中国政府寻求经济增长的新途径之际，政府是否正重新考虑这项由国家安全推动的立法，思量它会不会对自己关心的一些领域——比如教育、工业和环境——的国际合作形成妨碍。
几乎没有人认为这项立法会被彻底取消。张德江是中国立法机构全国人大的常务委员会的负责人，他上周三说，这项立法是“今年的任务”，似乎排除了取消它的可能性。
在回答记者的置评请求时，全国人大的媒体办公室要求把问题录入到一个网上采访申请系统中。上周五，该系统显示，前一天提交的请求仍在处理中。
不过，一个教育组织的代表称，来自外国政府、企业、教育机构、行业协会和传统型非政府组织的消极反应，可能让这部法律至少暂时遭到了搁置。他怀疑这项立法正在被“淡化”。由于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他不愿意具名。
3月4日，就在全国人大开幕之前，人大发言人傅莹再次引起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集中讨论。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关于这项立法，政府仍在审议来自世界各地的意见，而官方审议期在去年6月就结束了。
她似乎是在说，这项法律前景未定。“现在还没有准确地定哪次常委会将提交审议，主要还是要梳理各方的建议、意见，把这部法律修改完善好，”她说。
但傅莹坚称，这部法律可以为境外非政府组织提供清晰明确的规范。
她说，“我们需要在法律当中明确哪些行为是违法的、禁止的，主要就是要提供一个更加规范的法治环境，而不是阻止或限制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进行有益合法的活动。”
肖恩·谢(Shawn Shieh)是总部位于香港的一家非政府组织的员工，他说：“傅莹说他们还在审议关于这部法律草案的意见，我觉得很有意思。”
“审议期已经过去10个月了，”他说。“这种延迟表示有争论存在。这部法律草案不只对国际非政府组织事关重大，对那些体制内的组织也是如此。”
一位西方外交官表示，傅莹的说法“可能就是在暗示”这项最新草案“已经不再推进的事实，因为她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框架”。这位外交官不愿具名，因为他没有得到授权讨论这个问题。
他认为，尽管中国政府和安全机构大概不会在意人权非政府组织的看法，但却可能听取其他团体的意见。“很多重要的国际批评意见不涉及人权问题，而是指出了它会让学术联系、研究机构，以及其他一些组织非常难以开展活动，”他说。
即便如此，这名外交官预计仍然会有一部法律通过。他指出，中国外长王毅上月出访美国时提到过这个问题。“王毅在华盛顿说，‘你不能让这些组织在完全没有法律管辖的环境下开展工作，’”他说。
傅莹表示，在中国境内开展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大约有7000个。2014年，中国社科院下属的中国社会科学在线杂志估计，这类组织的数量大约为1000个。但文中称，如果把短期项目包括在内，这一数字将上升到4000到6000个。
傅莹的发言显示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外界舆论，外国驻京商会对此表示欢迎。
“这是重大立法，政府应该采取谨慎的态度，”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总经理谢静岚(Maggie Xie)说。“如果他们在听取批评意见，这是好事。他们应该花些时间来加以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