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维舟，腾讯·大家专栏作者，毕业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2004年起撰写博客至今。
摘要：作为一个食品药品监管的机构，它只须客观公正地在技术上作出质量鉴定并说明事实即可，而不必画蛇添足地再去说明披露相关信息是为了不让公众恐慌，那就过界了。
几天前，上海公安部门破获了1.7万罐假冒名牌奶粉案，使得中国人对食品安全的焦虑再次被刷新。又起波澜的是：在面对外界质疑时，食药监总局承认，它此前之所以公布这些假冒奶粉符合国家标准，“主要是提醒消费者不要恐慌”。
这番话倒是成功地激起了不少消费者的一片哗然和——恐慌。因为这自然地会让人联想到，既然一个公权力单位可以为了不让公众恐慌的目的披露有利信息，那么它大概也可以出于同样的目的而隐瞒另一些不利信息。这当然会让人质疑它的公信力——我到底还能不能相信它所公布的信息？
当然，从逻辑上说，“假冒”是“伪”，但未必是“劣”，因而假冒产品的质量符合国家标准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国消费者大概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有时假冒产品甚至比真货还好用，一部组装的山寨手机在功能上可能还强过原品牌机。至于像代工厂里的鞋子，除了贴牌之外，和真货并无差别；而秀水街、七浦路市场上卖的假LV包，在手感、质量等各方面与原件几乎难以分辨，价钱却只是几分之一。在现代生产体系下，“假冒”不一定是“以次充好”的那种质量上的高下，而常常在于有无合法的品牌授权，也就是说，消费者多付的几倍钱，不是为了“更好的质量”，而是花在了“更高的品牌附加值”和“用户体验”上。市场上之所以有那么多假冒的名牌包包，不是因为某种道德原因，倒不如说是遵循着市场体系本身的逻辑：既然在这个暴利行业中，销售价比生产价高出那么多，那就一定会激起许多生产者以更低的价格和不合法的方式进行竞争。
婴幼儿奶粉也是如此。在经历了前些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中国消费者对这个行业国产品牌的信心遭受重创，尤其是一二线城市的中产阶级消费者，纷纷转而拥抱洋奶粉，以求得心理上的安心，所谓“放心奶”。其结果，中国人在境外大肆购买、囤积、代购奶粉，甚至买空了香港超市里的婴幼儿奶粉，而国内市场上的进口奶粉品牌也奇货可居，价钱往往比在国外高了一半还不止。这当然不可避免地使之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条和暴利行业。
稍作推算就能明白：一个普通婴儿大致每周喝1罐奶粉，按每罐300元计算，一年就是人民币15,600元；去年全中国出生1655万婴儿，即便其中仅有200万婴儿完全喝奶粉、且不计周岁以上孩子继续喝奶粉，那也是高达300多亿元的巨大市场。正因此，之前就已爆出内幕：奶粉品牌合生元终于承认，它只是在法国注册了公司，奶源、产地其实都在中国，而且仅在中国销售；一罐奶粉报关50多元，在国内却可卖到400元。纯从市场逻辑上说，这和假LV包的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婴幼儿奶粉是个极为特殊的行业，因为最易于激起消费者忧虑和恐慌的就是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和相关负面报道，毕竟假LV包的质量略差一点人们在心理上能接受，甚至觉得“总归物有所值”，不管怎样，你不会因为拎着一个假LV包而闹出人命。
就此而言，食药监总局的说明在前半段不能算错：涉案的假冒奶粉经检验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但生产销售假冒婴幼儿奶粉，则属欺诈侵权，一经发现，不论质量是否合格一律销毁。也就是说，“假冒”包含两个问题，一是质量，二是未经授权——它不一定“质劣”，但未经原品牌授权、且欺诈消费者是确凿无疑的。但问题在于后半段：作为一个食品药品监管的机构，它只须客观公正地在技术上作出质量鉴定并说明事实即可，而不必画蛇添足地再去说明披露相关信息是为了不让公众恐慌，那就过界了。
的确，食品药物安全特别容易引起人群恐慌，当年的苏丹红事件、假药传闻等，都比其他商品的质量问题更易激起人们的不安，那毕竟性命相关。然而，质量是一回事，公众是否恐慌则是另一回事；前者是鉴定上的技术问题，而后者说白了乃是政治考量。一个具有公信力的专业机构，原本应当做的是不管可能的社会反应如何，都要说出事实和真相，如果说出某些话或部分事实时是为了其他目的，那无疑有损于其公信力。当年在克林顿的绯闻案上，独立检察官肯·斯塔尔看起来也没在意深挖下去是否“动摇国本”或引发公众哗然，他要做的只是追查他本职范围内的事：总统克林顿在与莱温斯基的暧昧关系上究竟有没有撒谎？虽然他刨根到底得出的真相或许让人不快，但这也是他的专业，而不是和克林顿有什么私人恩怨，因而在这一点上，即便是克林顿本人后来也最多只能说，斯塔尔“只不过做了人家要他做的事”。
相比起来，中国人在处理问题时，常带有“整体思维”，会顾忌到后果而做折衷、妥协或掩盖。以清官著称的海瑞，在处理亲族诉讼时的原则是：“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也就是说，在儒家秩序中身份地位较低的那一方，即便在法理上更站得住脚，按他的判决却仍然会失败，因为他不是按照法理上的事实认定来判决，而是考虑到判决结果是维护还是动摇儒家秩序——而在这一点上，他是没什么好犹豫的。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为特定的后果而选择说或不说事实，或说出部分事实、或在特定形势下说特定的事实。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主粮歉收，但在1958-59年，全国红薯大丰收，为了劝说人们接受替代粮食，当时的报纸上连篇累牍地盛赞红薯营养价值高（热量超过大米，蛋白质超过小麦）；但其后的两年，红薯的收成恢复到常年水准，忽然之间报纸上又开始说红薯会有害健康，可能带来胃病或糖尿病。这些或许都是事实，但却都是为了安排好的特定目的而选择说的话，当形势变化时就换了一套说辞，最终的结果很可能就是：人们再也不相信上述任何一套说辞了。
说起来，任何一个鉴定、判决或新发现，都可能会带来政治后果和社会后果，如果顾虑到这些后果，那很多事大概都不能做了。哥白尼本人是个神父，终生都虔诚信奉天主教，要是担心自己的日心说会沉重打击教会的权威，那他也不必发表自己的理论了；当科学家发现吸烟可能致癌时，也不必担心这一消息可能让公众恐慌。在日剧《白色巨塔》中，财前五郎罹患不治之症，他知道同事、亲人和医生会为怕自己担忧而不告诉他病症到底有多严重，于是去找了自己原先的敌人里见医生，因为他知道里见无论如何都会说出事实——这既是专业精神，也是他在道德上的公信力。在一个现代社会里，每个领域的专家都只需考虑一件事：从本职的要求出发，在技术上把事情做到最好，至于后果如何，那是另一回事，常常也无法预见。
当然，这种工具理性过分发达的结果，也有可能真的带来可怕的后果（例如，一门心思只想把原子弹造出来，却没想过它是多么不祥），但作为一个技术鉴定的中立机构而言，它的公信力原本就奠定在“说出事实时无须考虑其他”这一点上，公众是否恐慌，那既不是它能管、也不是它应该管的事。在食品、药物，尤其是婴儿食品这样的特殊类别上，公众真正担心不是可怕的真相，而是自己居然不知道真相、或知道的只是一个被筛选过后的真相。不必用一种家长的心态担忧公众会恐慌，毕竟，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能否直面现实，这对公众而言也是如此。
